税法公平价值论*
李 刚**
第二章 税法的公平价值
法的正义价值通常又被表述为公正、平等、公平等其他的词，“这些词可以说含义相当，但意义强弱、范围大小可能有所差别，所以，在不同场合下应选择较合适的词。”[64]因此，从一般的意义、或者狭义上说，作为法的基本价值名目之一的“正义”在税法中即体现为税法的公平价值。
第一节 税法的公平价值体系
传统税法学理论所论述的税法的公平原则只是指征税的标准问题，如果仅由此而推导出税法的公平价值也是如此，是远远不够的。经过思考，笔者认为，税法的公平价值是由以下彼此间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三个层次共同构成的。
第一层次的形式正义——税法的平等适用
税法的公平价值的第一层次，是指税法的平等价值，表现为“税法面前人人平等”，反映了税法的形式正义问题，也是法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价值观在税法中的直接体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一个政治口号，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作为正式的法律规定，则最早出现在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以及包含《人权宣言》的法国宪法之中。其内容“至少应包含以下四层含义：第一，平等保护，任何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法都予以同等保护；第二，平等遵守，任何社会成员都平等地享有法的权利，履行法的义务；第三，平等适用，法对于任何公民都一律平等地适用而无因人而异的区别对待；第四，平等制裁，对于任何公民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平等地予以追究或处罚，任何人都不得享有违法犯罪而不受应有制裁的特权。”[65]同时，近代法尤其是近代大陆法系或民法法系，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校正正义发展而来的形式正义，就根本而言是和法律的普遍性联系在一起的，它要求同等的人应当受到同等对待。[66]
因此，平等价值体现在税法中，意味着就征税主体而言，必须依法对凡是属于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内的征税对象予以征税，对凡是欠、漏、逃、偷、抗税等违反税法的行为都应依法处理或提请司法机关处理；就纳税主体而言，凡是符合税法规定的纳税条件的纳税主体都应依法纳税，同时，依法享有还付请求权等实体权利，以及申请税收行政复议权或诉讼权利等程序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一层次的税法的公平价值主要体现为税法在法律适用上的平等，它包括了上述“平等保护、平等遵守、平等适用和平等制裁”四方面的内容。
然而，正如笔者在第一章中所论证的那样，在这里，实在税法的既存价值状态与税法应有的公平价值状态出现了不相吻合之处。比如传统税法学理论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的特征之一就是“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以纳税人发生了税法规定的行为或事件为前提”。这一特征将“征税机关发生的税法规定的行为或事件”排除在税收法律关系产生的前提之外，给人造成的印象似乎是“征税机关不受税法管辖”，或者说，“税法”仅适用于纳税主体而不适用于征税机关。[67]——这显然有违体现为税法的法律适用平等的形式正义。
第二层次的实质正义——税法的征税公平
税法的第二层次的公平价值，主要是指税法的征税公平，即国家在税法中制定什么样的标准征税对纳税人来说才是公平的，也就是传统理论中通常所说的税法的公平问题。让我们从对西方税收（法）基本原则理论的历史发展的分析中，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来寻找答案。
西方税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发端于17世纪。英国的威廉·配弟（William Petty）在其所著的《政治算术》（1676年）一书中于历史上首次提出了“公平” 、“简便”和“节省”的有关税收原则的理论。[68]此后，德国的尤斯蒂于1766年出版了《财政学体系》，该书的精华部分是他提出的关于赋税的六大原则。[69]18世纪末，正值资本主义迅速成长时期，英国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明确、系统地提出了著名的赋税四大原则，即平等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和经济原则，与尤斯蒂的六大原则相当接近；其中，平等原则是指：“一国国民，都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缴纳国赋，维持政府。”[70]19世纪后期，德国的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将税收原则归结为“四项九端原则”；其第三项“社会正义原则”又分为两个具体原则，一是普遍原则，即一切有收入的公民都要普遍纳税（体现了税法公平价值第一层次“平等适用”的一半内容）；二是平等原则，即根据纳税能力大小课税，税收负担力求公平合理。当代西方各主要经济学流派也都认为税收公平原则是税收两大基本原则之一，即指国家征税要使各个纳税人承受的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使各个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均衡。
上述西方税收（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对税法的公平等基本原则的概括和倡导具有不可忽视的合理性。我国学者也都无一例外地认为在我国税法中也应体现和贯彻公平原则，只是具体表述不同，如“公平税负、合理负担原则”[71]、“普遍纳税与公平税负原则”[72]等，都体现出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
传统税法学理论认为，税法的税收公平原则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两方面内容。横向公平是指经济情况相同、纳税能力相等的纳税人，其税收负担也应相等。税收横向公平情况下，衡量标准有三种：一是按照纳税人拥有的财产来衡量；二是以纳税人的消费或支出为标准；三是以纳税人取得的收入所得为标准来测定。从各国税制实践来看，大多采取较为现实可行的第三种标准，这是由收入所得具有的货币所得和纯所得等特性决定的。一般认为，横向公平至少具有下述几方面的要求：（1）排除特殊阶层的免税；（2）自然人与法人均需课税；（3）对本国人和外国人在课税上一视同仁，即法律要求课税内外一致。
纵向公平是指经济情况不同、纳税能力不等的纳税人，其税收负担亦应不同。税收纵向公平情况下，国家对纳税人实行差别征税的标准有两种：一是“利益标准”或称“受益标准”，主张纳税人应纳税额的数量，根据纳税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期望得到的利益多少来确定；二是“牺牲标准”，是以纳税人在课税前应得到的满足与课税后实际得到的满足之间的差额为标准。上述两种标准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以纳税人的主观感受——期望利益和牺牲程度来推定其纳税能力的，所以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甚至根本无从测定。事实上，所谓的税收纵向公平就是指税法对不同收入水平（支付能力）的纳税人的收入分配应如何干预才是公平的。
以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为例，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使高收入者负担比低收入者更高比例的税额，从而在再分配中影响高、低收入者之间在初次分配时形成的分配格局；[73]后者使高、低收入者负担相同比例的税额，对初次分配格局影响不大。由此看来，适用累进税率比适用比例税率更符合税收纵向公平的要求。但即使如此，美国当代经济分析法学家波斯纳对累进税制也提出了批评，认为累进税制“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管理问题”。他举例说，对一个第一年赚1万美元、第二年赚10万美元的人和一个两年中每年赚5.5万美元的人来说，依比例税制（proportional tax），两人缴纳的总税额是一样的；但依累进税制（progressive income tax system），第一个人就要比第二个人缴纳更多的税款。[74]所以，“累进税是再分配性质的，因此也就是征用性的（confiscatory），……并不按照纳税人为支付费用交纳的税款之比例而给予纳税人以相应的利益。”[75]同时，他还论证了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原则（principle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of income）和赞成累进税制的得益理论（benefits-received rationale）都无法证明累进税制的合理性。所以，波斯纳认为，如果我们“将比例税制（这可能会比累进税鼓励更多的生产活动，同时管理成本也较节约）和向低收入团体提供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s）相结合，可能会使最贫困的人受益。”[76]
需要说明是，如果说形式正义要求同等地对待所有情况相类似的人，那么实质正义则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哈特认为，“正义观念的结构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可以说它有两部分组成：（1）一致的或不变的特征，概括在‘同类情况同样对待’的箴言中（横向公平——引者注）；（2）流动的或可变的标准，就任何既定的目标来说，它们是在确定有关情况是相同或不同时所使用的标准（纵向公平——引者注）。”[77]所以，就上述传统税法学理论关于税法的税收公平原则的论述来看，它实际上包括了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两方面的内容：横向公平指的是形式正义，纵向公平指的则是实质正义。
因此，税法的形式正义价值被分割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体现为“税法面前人人平等”，针对的是税法的所有主体；另一部分就是税法的征税公平，仅针对纳税主体而言。同时，这两部分又分别存在于税法公平价值系统的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当然，这只是笔者为了逻辑地建构税法的公平价值体系而作出的人为分割，上述两部分共同作为税法的形式正义价值的组成部分，在理论上是一个整体。
第三层次的本质公平——税法的起源
税法公平价值的第三个层次是指作为征税的实质主体的国家为什么要征税或者说国家征税是否应该。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且不证自明的命题。但笔者认为，这是税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内涵的最深层次，对其加以分析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深刻地认识税法的公平价值。换言之，这也是一个税法（收）本质的问题。
日本著名税法学家金子宏认为，“为何要课征税收，其正当根据是什么，这是在税收的历史上，很早就一直阐述的问题。它与如何看待国家的本质，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78]关于国家与税收以及税法的起源和本质，笔者在第一章中已经有较为详尽的阐述。概言之，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所体现的契约精神及其内涵的公平价值，相对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基础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而言，更符合“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主权国家”的实质。因此，笔者主张以前者的合理因素——“契约精神及其内涵的公平价值”来修正和完善我国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79]简言之，即在税收法律关系的各个层面和各种类型之中贯彻和体现作为“契约精神和公平价值”之具体化的“平等原则”。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平等原则”不是第一层次上的作为形式正义的税法的公平价值的反映，后者是指税法主体（主要是纳税主体和征税机关）平等地适用税法，是一种税法主体的“外部平等”，而前者则是指税法主体相互之间（主要是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以及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平等性问题，是一种税法主体的“内部平等”，因而具有更根本的意义。
为此，笔者试图借助第一章中所描绘的“税收法律关系理论结构示意图”（以下简称“示意图”）来逐一发掘并分析“平等原则”在税收法律关系的两个层次、三方主体间的四种法律关系中的体现与含义。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第一层次
税收法律关系的第一层次，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认识的税收法律关系，包括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图示①）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税收征纳法律关系是发生在纳税人与作为形式征税主体的征税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之间（以下简称“征税机关”）的税收法律关系，从整体上看，主要就是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但也包括税收行政法律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出于形象地构建“示意图”的需要，笔者人为地将税收法律关系中本来作为整体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发生在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之间并包含于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当中，另一部分则发生在征税机关与国家之间（图示②）。后者主要是指与税收收入或税收利益直接相关的行政法律关系，比如因税收收入的转移支付而产生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等；前者则主要是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之间的税收行政程序性法律关系，比如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之间直接发生的税务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以及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通过司法机关而间接发生的税收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等。在税收法律关系当中，具有更加重要意义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主要是指上述第一部分的税收行政程序性法律关系；但是，当这一部分与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共同构成税收征纳法律关系时，其又次要于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以下，笔者主要是就税收征纳法律关系中的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分别加以论述。
（一）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
税收征纳法律关系中所包含的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是从狭义上来理解的。广义上的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是指作为一个整体的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它不能、也无法仅从狭义上去理解，必须要结合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才能合理解释。
所以，狭义的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就是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之间因税款的征收（公法上税收债权的实现）和缴纳（公法上税收债务的清偿）而产生的法律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传统税法学关于税收法律关系特征的总结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如认为税收法律关系中固有一方主体是国家或国家及其征税机关、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财产所有权或支配权单向转移的关系。[80]但传统税法学还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单方面的权利或义务关系：对征税机关来说，享有单方面的征税权利，对纳税主体来说，负有单方面的纳税义务。——这也是为什么通常把征税机关称为“权利主体”、纳税主体称为“义务主体”或“纳税义务人”的原因之一。[81]无论如何，这是不正确的，是对契约精神之“平等”与“权利”要素的背离。尽管有学者后来逐渐意识到税收法律关系中双方主体应互享权利和互担义务，只是二者享有的权利的性质不同，而义务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又不对等。[82]然而，他们关于“纳税主体主要是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规而享有一定的（程序性）权利”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纳税主体还享有更重要的实体性权利，其中以纳税主体因还付金、超纳金和误纳金而对征税机关享有的“还付请求权”为突出代表。还付请求权又可称为返还请求权或退还请求权，是指由于征税机关对还付金、超纳金以及误纳金的保有没有法定根据，因而纳税主体可以请求予以返还的请求权；其在实体法上的性质是因征税机关的不当得利而产生的公法之债。[83]
实际上，仅从“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这一名词本身来看，我们都可以发现“平等”的影子：（1）债权债务关系是民商法的基本调整对象之一，长期以来处于“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和“公平原则”等民商法基本原则的指导和支配之下，以致于其自身都具有了“平等”的内涵，这一点不可避免地要或多或少地反映于其基本性质亦定位为债权债务关系的税收法律关系当中；（2）而“法律关系”——这一来源于19世纪大陆法系民法学的基本范畴，[84]自产生之初就带有民商法之“平等原则”的烙印，似乎也给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痕迹”提供了一点理论上的渊源。但是到此为止，我们只是解释了税收法律关系表面上或形式上的平等性，至于其本质上的、深层次的平等性，还有待于笔者在税收法律关系的第二层次上阐明。
（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
以上主要是从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的角度论证了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之间的平等性问题，那么，从同样处于“示意图”第一层次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其平等性又如何呢？
其实，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有学者对“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地位不平等性”提出了质疑，[85]主张应当“确立行政法中公民与政府的平等关系”[86]；甚至已有学者直接就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问题作出了理论尝试。[87]在借鉴和参考这些学者的有关论述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传统税法学之所以将税收法律关系的显著特征之一归纳为“主体法律地位的不平等”，其理论误区除了忽略或没有深刻认识到税收法律关系的根本性质乃是“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外，主要在于以下两大方面：
第一，混淆了一般税收行政关系与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的区别。一般的税收行政关系是一种完全的隶属关系，一种绝对化的支配关系，表现为固定不变的主动与被动关系。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则不同，其特性在于：（1）双方当事人存在一种相互独立的关系，无论“这类法律关系的参加者的特殊情况如何，不论他（它）是个人、组织或政府，他（它）们在法律上、在特定法律关系中都是具有独立身份和相对自主性的主体。否则，就不可能构成一个法律关系的两极”。[88]（2）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不是一种完全单向性的支配关系，其主动与被动只是相对的。一般情况下，纳税主体是被动的接受支配者，但也可能成为主动的支配者，如纳税主体依法行使其还付请求权时，实质上就含有“支配”的意思，征税机关此时只能退还有关金额给纳税主体。同时，对征税机关来说，它既是税收征管者，又是提供服务者、接受监督制约者；而纳税主体既是接受管理者，也是享受服务者、实行监督制约者。所以，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双方的主动地支配与被动地被支配关系具有双向性，允许角色的相互换位。
当然，不可否认，由于税收行政关系是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后者不可避免地存在、或者说保留有前者的某些“不平等”特征，不可能象一般民事法律关系那样，其主体双方权利义务的设立与分配几乎完全对等均衡。但这仅仅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有限的“不平等”，绝不能把这种“不平等”的表象作为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的本质加以认定。而且，正是由于税收行政关系中客观存在的主体双方实际地位的不平等性，才需要用税收行政法律法规予以调整，从而使其转变为平等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
杭州市信息化条例
浙江省杭州市人大常委会
杭州市信息化条例
(2004年12月15日杭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2005年4月14日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信息化的规划和管理，加快我市信息化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信息化规划、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信息产业发展、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信息工程建设、信息技术推广应用以及信息安全保障等活动，适用本条例。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信息化，是指有效开发利用信息资源，加快发展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活动各领域广泛推广应用信息技术，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四条 杭州市人民政府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信息化的统筹规划、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编制全市信息化建设中、长期规划，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二）指导并监督政府部门、区、县（市）和各领域的信息化规划的实施；
（三）组织、协调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政府信息化建设并协调解决信息化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四）组织协调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五）组织对本市政府投资的重大信息化应用项目的论证、监督和验收；
（六）会同有关部门引导、培育、规范和促进信息产业发展。
区、县（市）人民政府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在本行政区域内组织实施本条例。
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同做好信息化管理工作。
第五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对信息化建设的合理投入，促进信息化发展。
第六条 信息化发展应当遵循统筹规划、统一标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和保障安全的原则。
第七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及其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快普及信息化基础知识，加强信息化人才的教育、培养和引进工作。
第八条 鼓励信息化方面的行业协会、社会中介机构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依法从事信息咨询、信息评估、信息技术推广应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等与信息化有关的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 信息化规划
第九条 本条例所称的信息化规划，包括全市信息化发展总体规划，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信息产业发展、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信息技术推广应用等信息化要素规划，信息安全保障规划，区、县（市）信息化规划，部门、领域信息化规划，跨部门、跨领域信息化规划以及信息化标准体系规划等。
第十条 全市信息化发展总体规划由市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信息化发展方针、省的信息化发展规划和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组织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一条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全市信息化发展总体规划，编制区域信息化规划；市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全市信息化发展总体规划，编制本部门、本领域的专项信息化规划。区域信息化规划应当经市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审定再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专项信息化规划应当经市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审定后实施。
跨部门、跨领域的信息化规划由市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相关部门，根据全市信息化发展总体规划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信息化标准体系规划由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二条 拟订信息化规划应当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并组织专家论证。
信息化规划生效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或变更，确需作调整的，应当按原审批程序报批。
第十三条 市和区、县（市）的信息化年度计划由市和区、县（市）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各种信息化规划组织编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纳入同级人民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第十四条 信息化规划、信息化年度计划及其执行情况，应当由其编制部门通过网站或报刊等公众媒介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各界的咨询与监督。
信息化规划、信息化年度计划实施中涉及标准化内容的，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法进行标准化审查和监督。
第三章 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第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承载通信传输介质的通信管网、用户驻地网、无线通信基站及相关辅助设施。
第十六条 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接受省电信管理机构的统筹规划。市、县（市）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职责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应当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村镇、集镇建设总体规划。编制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应当广泛听取电信业务经营者的意见。
第十七条 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接受省电信管理机构的行业管理。市、县（市）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职责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需要进行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八条 城市基础通信管网的建设遵循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联合共建、资源共享的原则，破除垄断，鼓励竞争，避免和制止重复建设。
第十九条 用户驻地网的建设应当尊重业主选择，对所有电信业务经营者开放。
第二十条 设置无线通信基站应当依法实行环境影响评价，注重保护附近居民的合法权益。依法设置的无线通信基站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
第四章 信息产业发展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的信息产业，包括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软件业、通信业及相关的信息服务业等。
第二十二条 市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及全市信息化发展总体规划，组织编制本市信息产业发展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三条 市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发布信息产业发展导向目录，引导信息产业发展。
第二十四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具体的优惠政策和措施，鼓励信息产业的发展，并对信息产业重点项目给予扶持。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信息产业风险投资机制，鼓励境内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信息产业进行投资。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五条 从事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和软件开发的企业，应当严格执行国家、行业及地方规定的强制性标准。没有强制性标准的，鼓励采用国际先进标准。
第二十六条 从事通信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第五章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所称的信息资源，是指本市范围内的组织和个人在履行职责、机构运行或开展社会活动时所产生和使用的、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并具有一定社会应用价值的信息。
第二十八条 市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和完善本市信息资源开发标准，并加强对信息资源开发的指导。
市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市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实施规划指导、组织专业培训，并对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交换共享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市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公安等部门，制定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安全规范，为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当根据职责分工，开发政府信息资源，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及应用系统，并通过全市电子政务网络平台实现政府信息资源共享。
重大基础性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由市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资源共享、协同服务的原则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共同进行，有关部门应当给予必要的支持。
第三十一条 政府信息资源应当向社会公开。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之外，凡涉及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以及其他与公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府信息资源，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都应当将其在政府门户网站或其子网站上予以公开。
第三十二条 鼓励和支持信用服务中介机构采集、整合相关信用信息，为社会提供信用征信、评估评级、信用管理服务。
信用服务中介机构开展企业与个人信用征信，应当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保守商业秘密，尊重个人隐私，维护被征信企业及个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信用服务中介机构对取得的信息应当在信息提供者许可的范围内合理利用；未经信息提供者许可，不得擅自删除、修改其信息。
第六章 信息工程建设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信息工程，是指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为主要手段的信息网络系统、信息应用系统以及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信息安全保障等工程。
第三十四条 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投资的信息工程项目的监管。
第三十五条 政府投资的信息工程项目，应当由政府指定的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根据相关信息化规划的要求进行审查，再按照国家基本建设项目审批程序办理手续。
第三十六条 从事信息工程项目设计、施工、监理的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家、行业及地方规定的强制性标准，没有强制性标准的，鼓励采用国际先进标准。
市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共同编制信息工程的标准和规范，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七条 政府投资的信息工程项目竣工后，应当由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
信息工程竣工验收应当执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相关性能测试。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三十八条 市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财政、发展改革、质量技术监督等有关部门，制定信息工程招投标、质量监督、监理、竣工验收和绩效评估等方面的规定。
第七章 信息技术推广应用
第三十九条 市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全市信息技术推广应用规划，确定推广应用目标和重点领域，建立和完善信息技术推广应用体系，按照引进推广应用先进成果和自主创新相结合的原则，组织实施重点推广应用项目。
第四十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就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制定具体的扶持政策和措施，鼓励、引导信息技术在各领域的推广应用。
第四十一条 本市信息技术推广应用以电子政务为先导，重点鼓励信息技术在工业、公共服务业、商贸服务业和农业等方面的应用。
第四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当按照本市信息技术推广应用规划的要求，加强电子政务建设，使用全市电子政务网络平台开展电子政务，促进各个业务系统的互联互通，提高工作效能和服务水平。
已经建成的业务系统和网络，要按照统一的规划和标准，逐步调整和规范；新建业务系统和网络的，应当利用全市电子政务网络平台，以促进各个业务系统的互联互通。
第四十三条 鼓励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广泛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科技、技术改造、农业发展等专项资金中应当有一定的比例用于引导和扶持相关领域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
鼓励企业参与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国家标准的制订，对参与国家标准制定有突出贡献的企业，政府应当予以奖励。
第四十四条 科研院所、学校、医疗卫生、广播电视、社会保障、金融保险和公用事业等社会公共服务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充分应用信息技术，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
第四十五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引导社会逐步建立、完善信用体系和网上支付、物流配送系统，推进电子商务发展，推动企业和个人利用信息网络从事商务活动。
第四十六条 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统筹规划、逐步建立网络信任体系，在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公共服务等领域推广应用电子签名。
第八章 信息安全保障
第四十七条 市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信息安全发展形势和信息安全保障要求，组织有关部门编制全市信息安全保障规划，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公安、国家安全、保密及政府其他有关职能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信息安全保障工作。
第四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活动，不得危害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的安全。
第四十九条 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的运行或主管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确定本单位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的安全等级，并进行相应的安全系统建设。
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的安全系统必须使用依法认可的信息安全专用产品，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第五十条 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公共利益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在投入使用前，应当委托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信息安全检测机构对其系统进行安全性检测，检测合格的方可投入使用。检测机构对其检测结果负责。
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信息保密工作。
第五十一条 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的运行或主管单位应当建立信息安全保护管理制度，落实信息安全保护技术措施，制定信息安全应急预案，保证本单位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的安全运行。
第五十二条 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公安、国家安全、国家保密等部门应当建立信息安全情况通报和应急处理协调机制。
发生信息安全事故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有关部门应当及时按规定处理。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未通过全市电子政务网络平台实现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或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由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政府投资的信息工程项目竣工后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即投入使用的，由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重大损失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关于信息安全保障有关规定的，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保密机关等部门按照其他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行为涉及其他法律法规，依法应当予以行政处罚的，由相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五十七条 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信息化管理工作中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章 附则
第五十八条本条例自2005年6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