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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物出资的适格要件

（李红军法律研习网）

现行《公司法》第27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相对于原《公司法》第24条，增加了“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的兜底性规定，如何准确适用该兜底规定涉及到对现物出资的适格要件问题，而要件的确立又将直接影响到可出资现物的范围，故而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关于现物出资适格要件的各种学说

关于现物出资适格适格要件，主要有二要件、三要件、四要件及五要件四说，其基本观点如下：

持二要件说的学者认为“出资标的的核心标准应当为两项：其一，具有确定的价值；其二，可以自由转让”，“所谓价值是指出资的标的物必须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所谓确定性主要是指出资标的物的价值能够为现有评估手段所确定”，而可以自由转让指“作为股东出资标的物或权利必须是可以自由转让的，转让受到某种限制的物或权利不应成为出资的标的”[①]

持三要件说的学者认为，可以将出资形式的条件归纳为三点，一是“价值上的确定性”，即“用于出资的财产不但应该具有财产价值，而且这种价值能够确定和评估”；二是“价值的相对稳定性”，即“用于出资的财产的价值一般不应因自身的原因而发生意外变化”；三是“可转让性”，即“股东的出资不仅可以由公司股东交付给公司，为公司经营所用，而且在公司对外清偿债务时，可以有效地从公司移转给债权人”[②]。

与前两说不同，日本学者多采四要件说，认为出资的现物应具备：一是确定性，是指用以出资的现物必须明确具体，不能随意变动；二是现存的价值物，或称价值物的现存性，指用于出资的标的物应该是现实已经存在的价值物，而不能是将来才会生产出来的产品；三是评价的可能性。是指用于现物出资的标的物必须能以某种公平的方法进行估价，折算为现金，四是可转让性，指出资的标的物必须能独立于出资人予以转让，即出资人对于出资标的物享有独立的支配权[③]。

国内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薄燕娜博士[④]和莫初明博士[⑤]等。

按照日本学者志村治美的研究，关于现物出资适格五要件说，在瑞士的学说中以“公式化的形式存在着”，主要包括明白的确定性、事实上存在的价值、独立转让可能性、公司目的框架内的收益力[⑥]。国内也有部分学者持该种观点[⑦][⑧]。



二、对各学说的评述

对比前述四种学说，应该认为，前三种学说之间基本没有差异，只不过是归纳抽象程度的不同。在二要件说中，“具有确定的价值”这一要件的内容包括了三要件说的价值的确定性和相对稳定性两个要件，也包括了四要件说中确定性、现存的价值物和评价的可能性等三个要件；同样，在三要件说中，价值上的确定性这一要件包括了四要件说的确定性、现存的价值物和评价的可能性三个要件，而相对稳定不过是对确定性的进一步要求。

但应该注意的是，虽然在内容上三种学说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异，但二要件及三要件说的内容需要解释才能包括四要件的四个独立要件，因此，四要件说更具备表达的准确性和明确性。

前三种学说与五要件说之间的差别主要集中在现物出资是否必须具备“公司目的框架内的收益力”这一点上。支持该要件的学者认为由于“公司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经济实体，股东作出投资行为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得收益。如果用一个与公司生产经营没有任何联系的现物进行投资，那么不但不能达到资产增值的日的，而且还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⑨]反对采纳该要件的学者认为“公司的出资制度，不仅应考虑公司资本充实和公司设立后的运营利益，还应考虑股东出资的便利，因此，这一要件的限定没有必要。”[⑩]

我们认为，是否具备“公司目的框架内的收益力”系一种商业判断，无论是法官还是登记机关都不具备此种判断能力。同时，由于公司信用的基础是公司的资本（也有认为是资产[11]），股东出资只要具备了价值性，能够进行交换变现，也就符合了维护资本充实的原则、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强调此要件将除了增加登记机关的审查成本和设立人的交易成本而外，并不能为公司的资本充实和债权人带来实际的益处。所以，应舍弃对“公司目的框架内的收益力”的要件要求。



三、对《公司法》第27条及《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第8条规定的分析检讨

根据《公司法》第27条，“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即要求出资具备确定性、价值物的现存性、是评价的可能性和可转让性的四个特征，可以认为，该条规定实际上采四要件说。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以下称《规定》）第8条第三款规定“股东或者发起人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我们认为，该款规定存在以下缺陷：

第一、从实物出资的适格性要件角度考察，我们认为，该条规定禁止设定担保的财产出资是不恰当的。一般而言，在担保财产价值高于担保债权的情况下，设定担保的财产均满足确定性、价值物的现存性、是评价的可能性等要件征。就可转让性来讲，根据《物权法》第189条、第191条第二款之规定设定抵押的财产并非一律不能转让。因此前述《规定》第8条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彻底禁止设定担保的财产出资，提高了对实物出资的要求，违背了《公司法》第27条关于实物出资适格要件的规定，不利于鼓励投资，也不利于促进资源配置。

第二、从法规效力上看，前述《规定》系国家工商局所作，属于部门规章，并非《公司法》第27条但书所指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其第8条的规定不足以作为禁止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的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关于减刑问题的批复

1953年5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


西安市人民法院：
你院法秘（一）字第715号函提出有关犯人减刑的几个问题：（一）减刑的法律根据是什么？（二）由何机关决定（法院或司法行政部门）？（三）用什么形式宣布决定（判决书形式或行政命令形式）？
对以上各问题，经研究后，提出初步意见，并报请中央司法部同意，依次答复如下：（一）目前虽无减刑的法律明文，但根据“惩罚管制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狱政方针，对恪守监管纪律，一贯劳动积极，真诚悔罪并能帮助其他犯人改造而有实据者，是可以减刑的。（二）减刑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即首先由主管人犯的机关提出减刑意见，经同级法院同意，报请上级法院决定。（三）可以用行政命令的形式，不必用判决书的形式，因为减刑含有奖励的意义，是属于行政性质的，故用行政命令形式较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