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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我国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当事人通过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等手段，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在调解案件中,一些当事人利用调解进行诉讼欺诈，损害案外人的现象尤其突出。根据修改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受到侵害的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实行救济，主要是依靠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审监程序司法解释》）第五条、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执行异议制度以及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为了更加有力地打击虚假诉讼，保护案外人合法权益，新民事诉讼法在第十三条中增加诚实信用原则，在第一百一十二条中规定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恶意串通的当事人予以民事制裁，实际打击的范围已不限于修改前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以及《审监程序司法解释》所指向的物权受损。与此同时，为权利受到侵害的案外人提供救济途径，新民事诉讼法在第五十六条第三款中增加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据此，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我国确立了旨在保护案外人合法权益的撤销之诉，该制度对于打击虚假诉讼，为案外人提供权利救济，推进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进一步厘清该条规定在施行后的实践操作及其与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关系，我们认为，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立法目的以及对司法实践的影响

　　对于案外人权利救济问题，在起草立法条文时，立法机关曾有案外人申请再审、案外人另诉、案外人撤销之诉三种方案备选，最终选择了撤销之诉制度。撤销之诉作为一种非常救济制度，其主要立法目的旨在遏制侵害案外人利益的虚假诉讼行为，并以撤销之诉取代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对未能参加诉讼获得程序保障的案外人，在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效力可能影响其权利时提供的一种救济渠道。司法实践中，考虑到生效法律文书一般不宜轻易更改以及法律的稳定性，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该新设制度对生效裁判稳定性可能带来的冲击和重大影响，慎重把握撤销之诉的适用条件和审理程序。

　　二、提起撤销之诉的主体

　　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前两款对有独立请求权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情况分别作了规定。上述两款第三人一旦参与诉讼，就已经成为原审诉讼的当事人，其救济途径应当是依照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申请再审。有的学者认为，遗漏必要共同诉讼人的，应当适用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八项“……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我们认为，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八项遗漏应当参加诉讼当事人的再审事由，看似能够包含除有独立请求权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之外的案外人，但第二百条列举的是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其实并不能适用于案外人。而第五十六条第三款中的“第三人”由于实际上并未参加原审诉讼，对于原审当事人而言实属案外人，这与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案外人的内涵一致。故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第三人”范围，实际上是除了参加原审诉讼当事人之外所有人，即案外人。因此，提起撤销之诉的主体，除了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情形之外，司法实践中还应当包括遗漏的必要共同诉讼人的情形。对撤销之诉入口相对较宽，有利于打击恶意诉讼、虚假诉讼，保障合法权益确实受到侵害的当事人能够有救济渠道。我们认为，由于这次修法确立撤销之诉的立法目的意在取代《审监程序司法解释》依据修改前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解释而成的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将遗漏必要共同诉讼人等情形也列入撤销之诉范围，不赋予案外人选择适用并行的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可以避免实践中可能产生的混乱。

　　三、诉讼主体称谓问题

　　一些学者主张，由于撤销之诉是新诉，故应将撤销之诉的提出人称为原告，以原诉原、被告为被告。我们认为，如称为原告、被告，遇到的问题是应否对新诉的双方当事人赋予上诉权，如果不服上诉的是否可以申请再审。从这一角度推导出去，撤销之诉将被运用得非常复杂。因此，应当将撤销之诉回归其原本之意，让撤销之诉主要行撤销之实，至于撤销相关判项之后仍有争议问题的，可通过其他方式救济和补充。撤销之诉是对生效裁判提起的新诉，与审判监督程序中的申请再审制度有类似之处，两者均是请求对原生效裁判错误的纠正。从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的经验看，对该项制度未作规定的可以准用再审程序的一些规定处理。两者区别在于，再审之诉目的在于申请人请求得到支持时须调整原审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撤销之诉目的在于申请人请求得到支持时须撤销原判中损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判项。因此，我们建议在案外人提出撤销之诉时，将诉讼主体称为撤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诉讼文书中予以列明。

　　四、撤销之诉的立案受理条件

　　案外人依据新的事实提起撤销之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但为了避免对原生效裁判的不当冲击，较之一般新诉的立案受理，应相对严格地予以审查。我们认为，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提出主体。包括两类：一是因不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原审诉讼，有证据证明原审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也就是说，该主体需有证明上述内容的证据；二是有证据证明其应当参加原审诉讼，因不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原审裁判损害其合法权益，且无法直接通过另诉方式解决争议的。遗漏的必要共同诉讼人应当成为撤销之诉的提出主体，这类案外人起诉时应当提交共有关系的证据。

　　第二，提出事由。主要是案外人认为原审裁判的部分或全部内容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该裁判对案外人实现合法权益形成障碍，案外人对此有不可分割的利益，且无法通过另诉方式解决。

　　第三，提出期限。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案外人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生效裁判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这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时间起算点，需案外人提交证据加以证明。

　　第四，撤销诉讼的具体请求。这是案外人提交给人民法院、明确其起诉所要解决的问题，即请求撤销哪些内容或判项，以使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生效裁判侵害。

　　第五，管辖法院。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案外人应当向作出该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向该案的终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后裁判生效的，向一审法院提起；二审后裁判生效的，向二审法院提起。

　　此外，在对此类案件立案审查时，还应将上述条件与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立案条件结合起来。至于以什么案号立案，立案后由法院内部哪个庭实质审查，是具体操作中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明确。

　　五、诉讼费用收取以及相关制裁措施

　　案外人提出撤销之诉属于新诉。既然是新诉，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条的规定，应当缴纳相关诉讼费用。但是，该《办法》尚未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而作相应修改，因此，具体交纳诉讼费用可根据一般规定计算。有观点认为，撤销申请人应当根据原生效裁判的诉讼费用标准交纳。我们认为，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一般规定，应当根据案外人提出的撤销请求范围涉及的金额或价款为基数计算缴纳数额，具体而言，可比照该《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另外，为了防止案外人滥用权利以及避免撤销之诉形成新的虚假诉讼，需要明确的是，在撤销申请人的主张未得到法院支持的情况下，撤销申请人应当承担诉讼费用。在此情况下，被申请人还有要求撤销申请人赔偿损失的权利，可就不当提出撤销之诉的案外人提起侵权责任之诉。

　　六、撤销之诉的救济问题

　　我们认为，撤销之诉应行撤销之实。撤销之诉仅审理申请人提出的撤销诉讼请求是否成立，若成立的，仅撤销妨碍案外人权利实现的生效裁判相关判项，若所有判项均不当的，全部撤销，不对被撤销判项的实体权利义务作出界定。司法实践中，出于侵害他人权益而串通制造的虚假诉讼，常常表现为对实际权利人的刻意隐瞒，以达到他人不在场时骗取生效裁判文书的目的。因而，拥有合法权益的案外人一旦拿出权利凭证或者其他有力证据，多数恶意串通的原审当事人将不再继续主张权利，有的甚至会故意躲避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对于虚假诉讼妨碍民事诉讼课以强制措施予以制裁。如果原诉当事人依然对撤销部分的内容存在争议的，我们认为应当区别情况分别对待。如果撤销申请人与原审第三人争议的是债权，即撤销部分属于债权的，由于原诉债权与新诉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无法合并审理，可告知当事人另诉解决。如果撤销申请人与原审当事人争议的是物权，还需进一步区分情形：一是属于遗漏的必要共同诉讼人的，如继承或共有关系，原生效裁判是一审终审的，撤销相关判项后，可通知撤销申请人参加共同诉讼，重新作出的一审裁判可以上诉；原生效裁判是二审终审的，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应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时应追加撤销申请人为当事人。二是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人的，撤销相关判项后，应当告知案外人以及原审当事人可以提起新的诉讼解决相关争议。

　　七、案外人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的情形

　　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仍然保留了在执行程序中案外人提出异议可以按审判监督程序处理的制度，这里需要明确其与撤销之诉的各自适用范围。无需参加原审诉讼的案外人，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发现其物权被生效裁判处置，损害其合法权益的，案外人又不符合提起撤销之诉条件时，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诉的，该院发现确有错误的，应当按照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理。这里主要是指案外人的物权被生效裁判误列为裁判主文的情形。

来源：人民法院报
论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偏重性

●王晓辉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我国刑法中的基础性原则，有学者甚至将其称之为支撑我国刑法理论的“阿基米德支点”。 传统刑法理论认为，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即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它的基本含义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必须同时具备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 但在司法实践中它并不意味着在犯罪和刑罚方面要求面面俱到和平均主义，而是有偏重性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偏重性是在犯罪和刑罚方面要求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报应和预防相统一的基础上的进一步追问。认为在犯罪问题上，行为及其实害（客观方面）起决定作用，强调社会危害性的本质特征；在刑罚的问题上，行为人及其人身危险性（主观方面）起决定作用，强调预防的正当性。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立论和理论基础
正确理解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的合理性和以及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运用，必须先了解其理论和立论基础。刑法关于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以及司法上关于犯罪的认定与刑罚的适用，是应该重视行为还是行为人，旧派（刑事古典学派）和新派形成了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对立。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分别是旧派和新派在犯罪领域的基本立场。客观主义认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表现在外部的犯罪人的行为及其实害，或者说犯罪概念的基础，可罚性及其刑罚量的根据是客观行为及其实害。主观主义认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是犯罪人的危险性格即反复实施犯罪行为的危险性，或者说犯罪概念的基础，可罚性及其刑罚量的根据是危险性格。但是，客观主义不是客观定罪，主观主义也不是主观定罪。 他们并没有在强调一面而否认另一面，只是将另一面绝对化或依附于一面而存在。只不过，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理论预设，在今天看来，他们的缺陷也正是在于其理论预设。客观主义将自由绝对化，认为人都是理性的自由人，人人都有平等的自由意志；而主观主义则以行为决定论（意思决定论）为基础，至于行为只不过是行为人危险性的征表而已，不具有基础的意义，而行为的实害就更不具有实际的意义了。从中可以看出，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均有潜在的出发点构成其理论预设，这种“预设性选择，从积极的意义上讲，不仅决定其理论的可能性，而且决定其局限性和脆弱性”。 而正是主、客观主义理论的局限性，使得主客观主义相统一和理论应运而生。但是，我国刑法与刑法理论坚持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并不是将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统合起来的简单折衷。
那么我国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立论基础究竟何在呢？正如有学者指出，“主客观统一原则立论的基础，主要不是为了避免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在解决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时只强调主观或客观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的方法论错误，而是为了避免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在对待犯罪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相互关系上的认识论错误。犯罪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既可以相互依存而统一于一体，又可以相互分离而单独存在。但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在解决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时只看到了二者的相互关系中的一个方面既相互依存，而忽视了二者相互分离、单独存在的状态，以为认定其中一个方面就必定意味着另一个方面的存在，而事实上这两个方面并非不可分割地必然联系在一起。主客观统一原则，基于犯罪的主观因素与客观的因素可能相互分离而单独存在的客观真实，强调在解决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时必须同时考虑犯罪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并注意二者是否统一于犯罪行为之中，是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样就防止了在犯罪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相分离的状态下只根据其中一个方面追究刑事责任的错误，使刑事责任的实际追究更趋合理。” 可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价值优点在于克服和纠正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都没有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主客观因素在刑事责任中的辨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论是我国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理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论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人的认识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人的意识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可以根据对客观世界的规律的认识来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不断的改造世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犯罪行为也不外乎是一种实践活动，是在一定的意识和意志支配下进行的，即是一定的客观危害行为和主观罪过的统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人的犯罪活动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反社会的实践活动，认识和判断犯罪的司法活动也是一种主客观相统一的社会实践活动，考察犯罪是否具有再次犯罪的人身危险性仍然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司法实践活动，所以，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司法中起指导作用，无疑应该成为我国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而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片面性在于对主客观的辩证关系的理解上。客观主义以意志自由为理论预设，将人的意志无一例外的平等化和绝对化。而实际上，自龙勃罗梭以来的犯罪人类学派和社会学派的研究表明，隐藏在行为表面意志自由之下恰恰是意志的不自由，生理、心理和社会等等因素如航海中的暗礁般深深地制约着行为人的意识和意志。相反，主观主义则以行为决定论为基础，以犯罪征表说将犯罪行为与行为人的反社会性格同一化，忽视犯罪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可能相互分离而单独存在的另一面。而事实上，不表现于外在行为的危险性格或虽有“犯罪”行为的表现但缺乏人身危险性的情况也的确存在。因此，要克服主、客观主义的片面性，还必须进一步弄清人的意志自由与外在客观因素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上，认为客观必然性是人们获得自由的前提。自由的程度取决于对客观必然性认识的程度，不能超越客观必然性所允许的范围。同时承认和强调人的自由不单是对必然的认识，不只是思想的自由，而且是行动自由。人们对必然的认识，获得支配自然和社会的自由，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关于意志自由和客观必然性的辨证关系表明：人的意志既有自由的一面，又有受客观必然性支配和制约的不自由的一面，即人的自由是相对的。这一论断是理解主、客观主义理论片面性的钥匙。在客观主义那里，无论是前期古典学派所谓的绝对的人人平等的意志自由，还是后期古典学派的无原因的意志自由事实上只是一种幻想。主观主义把对犯罪行为起决定作用的人类学、社会学等因素看成是绝对的唯一的因素，从而断然否定人的意志自由，则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相对自由意志论，才能克服主、客观主义理论在主客观方面认识上的片面性。正如日本学者大?V仁教授认为，犯罪人并不具有古典学派所主张的那种完全的自由意思，在很大程度上，正象近代学派所指出的，犯罪行为是由行为人的遗传性素质和其所处的环境的影响所决定的。但是，又不能说常常是完全被决定的。即，很多犯罪人即使在被限定的范围内，也具有相应的自由，有对生来的素质、后天的环境进行改良、予以规制的一面。今日的刑法学一般采取相对自由意思论的立场，认为作为其对象的人即犯罪人，是被决定的同时也是自我决定的，是相对自由的主体。
犯罪现象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人的内在的主观意识与其客观外部犯罪活动过程的统一。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符合犯罪发生的事实过程，也是符合认定犯罪的认识过程。我国刑法理论中的主客观相统一正是在扬弃主、客观主义理论，合理吸收其“片面的深刻”的闪光点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在犯罪和刑罚方面的偏重性
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是旧派和新派在犯罪领域的基本立场。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作为我国刑法理论的一项基本原则，贯穿于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全过程，是我国刑法关于犯罪和刑罚问题的科学指导思想。有学者从传统理论对该原则的具体使用中分析其不足之处，认为以辩证法精神为内核的马克思主义所指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共时性（静止性）与历史性（运动性、过程性）、整体与层次结构性、同一性与对立差异性、有机联系性与中介性（分裂性）的对立统一。（11）
客观主义、主观主义和主客观相统一的区别不在于主客观因素的有无的问题上，而是在于对主客观因素更重视哪一方面。主客观相统一实质上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这对矛盾体得以存在的场所与前提，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中达到一种相对的动态的主客观相统一。但这种统一并非面面俱到，而是一种以具体条件或不同领域为转移，有所偏重的统一。正如张明楷教授所指：中国的主客观相统一究竟是重视客观要素、还是主观要素呢？能够做到完全同等重视吗？这种主客观相统一是应以客观因素为基础，还是以主观因素为基础，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12）有学者认为主客观相统一就像一个钟摆因客观依据或条件的改变从主观主义转向客观主义或从客观主义转向主观主义而达到动态的平衡。（13）在此，M••E•迈耶的“分配理论”值得借鉴，即在理论上所说的各种各样的刑罚目的应根据不同的阶段（立法机关所确定的法定刑是经过刑的警告、量刑、行刑这三个阶段来实现的）而进行分配。笔者以为，在从定罪、量刑到行刑的过程中，主客观相统一的作用和表现形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行为及其实害应受重视的程度呈递减的趋势；相应地，人身危险性受重视的程度则不断地加强。这是由犯罪的本质及刑罚的目的和功能决定的。
在认定犯罪的时候应该偏重于关注行为及其实害，这是由犯罪的本质——社会危害性决定的，尽管社会危害性也是主观恶性和危害行为的统一，但危害行为在决定犯罪与否或犯罪性质的问题上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并不否定主观罪过在此方面的作用，只是主观罪过同本文所讨论的人身危险性或危险性格有本质的不同，这里的行为和实害是相对于人身危险性而言。）“处于犯罪概念基底的，首先是行为。是直视其现实意义来把握行为，还是认为行为具有行为人性格的征表意义，暂且不论，古典学派，近代学派从来都赋予行为在确定犯罪概念上以重要意义。在今日的刑法中，无疑也必须以行为观念为核心来确定犯罪概念。上述的犯罪定义中以‘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而且有责的行为’为犯罪，刑罚法规规定的各犯罪都由一定的行为来赋予特征。” 而且，“关于作为犯罪概念基底的行为，其中，特别应该作为问题的对待的是作为界限要素的机能。它不外乎是刑法评价为犯罪的前提，是作为刑法评价对象的行为。”（14）犯罪行为及其被侵害法益以及行为的样态决定犯罪的性质及犯罪形态，判断犯罪以相当构成要件之客观事实如何为标准，且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因此对其产生侵害的危害行为成为犯罪与否及为何犯罪所关注的重点自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在认定犯罪的前提下，处以刑罚以及处以多少刑罚则应侧重于考虑行为人及其由行为所表现出的人身危险性。刑罚的本质特征在于其是一种严厉的惩罚性和痛苦性的制裁措施。但是在寻求刑罚正当化的根据的问题上，则有报应和预防的争议，这是旧派和新派在刑罚领域的对立的表现。单纯的报应刑遭到了预防论者的抨击，其无视对犯罪的控制、预防和保护社会秩序的需要，报应刑论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潜质。正如美国学者苯所言，“总之，尤其是就刑罚的司法形式而言，也许确实是，报应基本是保守的”。（15）现在的通说，一方面尽力按照作为者的责任来量定刑罚，另一方面也在这个范围中考虑刑事政策的目的。总之，可以说现在在量刑论中，理论上对立的重点已从‘责任还是危险’、‘报应还是预防’移向了在承认刑罚以责任为前提（责任主义）的基础上讨论如何将此与预防的目的结合起来的问题。具体而言，存在着两种观点的对立。一种是主张有责任必科以与此相应的刑罚，预防目的的认可应以此作为限度的观点（积极的责任主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责任具有的仅仅是画出刑罚上限的功能，从预防的角度来看，科以的刑罚在责任程度之下也是可以的（消极的责任主义）。（16）我国刑法理论采取了并合主义的立场，认为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报应的正义要求，同时也必须是防止犯罪所必需且有效的，应当在报应刑的范围内实现预防的目的。这实际上是主客观相统一在刑罚领域的反映。但是，并合主义并非折衷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如何处理报应和预防在量刑方面孰轻孰重的问题，则是不得不面对的。“如果说刑罚的强制性是对犯罪造成客观危害的一种强力阻止和预防，刑罚的正义性就是对犯罪人邪恶心灵的一种谴责和感召。仅仅具有强制性还不足以使刑罚有效的遏止犯罪。历史经验反复的证明了这一点：只依靠严酷的处罚并不能真正实现刑罚目的，而且结果往往相反。”“正义性揭示出刑罚的意义不仅在于给犯罪人造成痛苦，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犯罪行为的谴责呼唤人类理性的复归。刑罚的作用，无论是强制的手段给犯罪人造成痛苦，以及对已然犯罪之罪的惩罚，或是通过教育改造，消除行为人性格中的危险倾向，以达到对犯罪的预防的目的，都体现着刑罚的正义性。”（17）广义上刑罚的量定包括刑种的选择和刑罚数量的确定。笔者以为，在犯罪性质及行为实害确定提下，依法律的规定，选择适当的刑种和相应的刑罚幅度并非难事，关键是在相应的刑罚幅度内宣告科以特定的刑罚。而刑种的选择及相应的法定刑正是基于犯罪行为的性质及其实害的严重程度而确定的，体现了相应的犯罪行为需要予以相对应的刑罚的报应要求；至于在法定刑幅度内作出裁量则主要基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等因素予以适用。而这正是刑罚裁量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因此，刑罚的对象应以行为人的意思为基础，其可罚对象并不限于非人格之外部行为，而更侧重行为人的人格或性格。即刑罚的裁量不在于相当构成要件事实之客观的事实及被侵害法益的结果，而在于主观的表现行为人之反社会的性格，至于行为人反社会性格则应以行为人主观的意思为基础加以考量。
在刑罚执行阶段，由于个别化的刑罪关系已经确定，社会危害性已被凝固在确定的刑罪关系中，因此，一般引起该关系的变更的重要因素就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以人身危险性为主导，突出对再次犯罪预防作用的刑罚制度——减刑和假释，较为明显地反映出刑罪关系在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减刑和假释制度的根本原因在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发生变化即具有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等足以证明人身危险性的显著变化。当然，刑法根据原判刑罚为标准，限定变更的幅度，也表明在这一阶段并非完全无视已然之罪的严重程度而任意变更刑罪关系。已然之罪的社会危害性虽不能主动引起刑罪关系的变化，但却对刑罪关系的变化起着限定作用，制约着刑罚变更的速度，幅度和范围，这实际上划定了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在刑罪关系中各自的地位关系。罪犯人身危险性的变化决定刑罪关系的变化，而且，这种影响是积极主动的。在通过刑罚对犯罪遏制卓有成效，人身危险性转变较为彻底，再犯可能性近于低值，从而由于人身危险性的消除或化解而解除刑罪关系。可见，在刑罚执行阶段，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成为关注的焦点，在反映已然之罪的性质和危害程度的刑罚限度内决定刑罚的执行方式，甚至引起刑罚关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