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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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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1989年8月27日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89年10月21日云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三章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和财政管理
第五章 自治县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建设
第六章 自治县的干部职工队伍建设
第七章 自治县内的民族关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内傈僳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自治县内还居住着汉族、纳西族、藏族、白族、彝族、普米族等民族。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县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自治县的遵守和执行。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下,逐步把自治县建设成为民族团结、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民
富裕的自治地方。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自主地制定经济建设方针、政策和计划,合理利用本地资源调整产业结构。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加速开发山区,逐步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对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以及民族政策的教育,发扬爱祖国、爱民族、敬老尊贤、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树立自尊、自
信、自立、自强的精神。提倡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自觉改革妨害民族兴旺和人民致富的陈规陋习。反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其他的腐朽思想。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公安、人民武装警察和民兵建设。
第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各民族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都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在外藏胞、华侨、归侨、侨眷和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及其家属在自治县内的合法权益。
第十二条 自治县内的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组织、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各民族公民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国家权力机关。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依照法律的规定选举产生。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傈僳族公民所占比例应与其人口所占比例大体相当,并且应当有傈僳族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中,傈僳族成员所占比例应逐步做到与其人口所占比例大体相当,其他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县长,由傈僳族公民担任。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中,至少应配备一名傈僳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并注意配备妇女干部,尤其是傈僳族的妇女干部。其他工作人员中,应尽量配备傈僳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特点和需要,确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报请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章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六条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有傈僳族公民担任院长或者副院长、检察长或者副检察长。工作人员中应当尽量配备傈僳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第十七条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使用通用的汉语检察和审理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汉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法律文书使用汉文。根据需要同时使用傈僳文。

第四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和财政管理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在重视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林业、畜牧业、药材和采矿业以及相应的加工业。加快交通、能源建设、走农业、工业、商业、运输业综合发展的道路。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优惠政策,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开发资源。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长期坚持和继续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发展各种专业户,促进社会分工。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逐步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
个人和集体承包使用的土地、山林、果木、 鱼塘的经营权和经营成果受法律保护。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土地管理,合理使用土地资源,禁止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农村集体、联户和个人开发宜垦荒山、荒地、滩涂,造田造地,谁开垦谁受益,并且依法保护其使用权。
农村的承包地和自留地非经国家土地管理部门批准,不得改作非农业生产用地,对放弃经营造成荒芜的承包地、自留地,国家或者集体有权收回调整。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增加农业投入,保护和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改良土壤,培肥地力,改善生产农业条件。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河流治理,加强水土保护,保持生态平衡。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管理和保护自治县内的森林资源,确定自治县内森林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以营林为基础,加强保护现有森林资源,鼓励植树造林,搞好荒山育林,扩大森林覆盖率。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和扶持农户和联合体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林木,在承包的荒山荒地或房前屋后、自留山等地营造的林木,实行谁造谁有,合造共有的政策。产品自主处理,允许继承和转让。
自治县的育林基金用于发展林业和经济林木。对承包经营林木的集体和农户,国家金融机构和林业主管部门要给予经济扶持。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严格控制森林年采伐量,严禁乱砍滥伐、毁林开荒、毁林搞副业,搞好护林防火,封山育林,防治病虫害,提倡改灶节柴。
加强对水源林、防护林的管理,加强对珍贵稀有野生动物和植物的保护。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畜牧业坚持实行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方针。鼓励发展猪、牛、羊。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推广科学养畜,充实和培训乡村畜牧兽医站和良种站的人员,加强兽疫防治和牲畜品种改良工作,发展饲料加工业,重视草场、草山建设,不断提高畜产品的商品率。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中药材生产的领导,重点发展以当归为主的地产药材。注意保护和发展名贵的野生药材资源。加强技术指导,推广科学种药,提高中药材的产量和质量。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地方工业的发展,立足于自治县资源,按照市场需要,发展电力、建材、建筑、冶炼工业以及林产品、畜产品、药材、食品等加工业。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加强矿产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对可以由自治县开发的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引导、扶持乡镇企业、联合体、个人依法开采矿产资源,加强管理和监督。禁止和取缔无证开采、无证经营和滥挖滥采,破坏矿产资源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展乡镇企业,贯彻执行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积极发展户办、联户办企业和乡(镇)办,乡村联办的乡镇企业。在资金上给予支持,在物资、税收上给予照顾,在技术指导、信息传递、经营管理和产品运销上提供服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支持企业和个人生产、经营民族特需商品,传统手工业产品和铁、竹、木农具,所需物资应专项安排,在贷款、税收上给予照顾。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交通、运输业。在国家的帮助下,实行民办公助、民工建勤的办法,加速乡村公路和山区驿道的建设,搞好公路养护,加强路政管理,大力发展民间运输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帮助下发展邮电事业,重点加速城乡和边远山区邮电通讯网络的建设,保护邮电通讯设施。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水资源。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水电事业,加强水电企业管理,保护水电设施。鼓励国营、集体、个人兴办水电事业,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从民族贸易的特点出发,深化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体制改革,发挥主渠道作用,实行开放式、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按照方便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原则,合理设置商业网点。
自治县的国营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享受国家民族贸易政策的照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和扶持山区农民经商,发展个体运销户和合作商业,在物资、税收上给予照顾,在贷款上给予支持,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利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上调任务以外的工农业产品和其他土特产品。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规定,积极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在外汇留成等方面享受国家的优待,按照国家的规定自主地安排和使用外汇。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根据自治县的财力、物力和其他具体条件,自主地安排地方性的基本建设项目。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城镇和集市建设。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节约用地、就地改造的原则进行建设,充分发挥城镇和集市在流通、信息、金融、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中心作用。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隶属于自治县的企业、事业,未经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同意,不得改变企业的隶属关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支持上级国家机关和外地的经济实体到自治县兴办企业,开发资源。在开发资源的时候,必须与发展当地的经济文化事业结合起来,照顾自治县的利益,照顾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对他们实行监督。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按照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对农民实行公粮免征,余粮不定购。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高寒贫瘠山区实行放宽政策,减轻负担,扶持帮助的方针。供销社经营的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的政策性亏损,地方财政给予适当弥补;对高寒贫瘠山区牲畜防疫治病和畜种改良,实行低费或者免费;采取优惠措施,鼓励教师、科技人员、干部到高寒贫瘠山区工作。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的财政是国家的一级地方财政。自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制定自治县的财政管理办法,自主地安排使用属于自治县的财政收入,自主地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自治县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顶目,享受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优待。
自治县的财政预算在执行过程中,如因国家经济政策变动,企业、事业隶属关系变更以及遇有重大自然灾害等原因,使自治县预算收入和支出受到较大影响时,报请上级国家机关作专项拨款补助。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国家下拨的专项补助资金和临时性民族补助专款,不列入财政包干,不顶替正常的预算收入,不减少和抵销正常拨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自治县的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自治县实际情况,制定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行。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的财政管理要立足于发展生产,开源节流,增收节支,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审计监督,对造成重大损失的单位和个人应追究责任。
自治县人民政府要严格执行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财政预算,如有部分变更,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四十条 自治县内的金融机构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筹集,融通资金,发展自治县的经济建设。
自治县内的国家金融机构要扶持农村、城镇信用合作社。
第五章 自治县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建设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发展民族教育,实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首先普及初等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重视成人教育,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
自治县的各级各类学校,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努力提高教育质量,积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特殊措施发展民族教育。自治县设立县民族中学、县农业职业中学和县民族小学,发展巩固山区寄宿制和半寄宿制的民族高小班。对不能升学的中学毕业生,要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
自治县内各级各类学校在招生时,对傈僳族学生适当放宽录取条件。
凡不通晓汉语的地方的小学,实行双语教学。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实行统一领导,县、乡分级管理。切实办好教师进修学校,有计划地培训教师,不断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和文化业务素质,建设一支稳定合格的教师队伍。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保护学校的校园校产,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应逐步增加用于教育事业的经费,其增长比例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自治县每年要从民族机动金中安排一定比例用于民族教育。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和指导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举办各类学校。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和个人捐资助学,献工献料;提倡勤工俭学,改善办学条件。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规定征收的教育费附加,实行专款专用,主要用于办学条件差的贫困山区。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努力发展科学技术,根据自治县经济建设的需要,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积极普及农业科学技术,完善农村科普网络,重点做好粮食、经济作物、林业、畜牧业和药材生产等先进技术的试验、示范、推广工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组织科学技术部门无偿或者抵偿为贫困山区发展商品经济所迫切需要的适用技术服务,做好科技扶贫工作,鼓励科技人员直接到乡镇企业和农村进行技术承包。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努力办好科技培训中心,积极开办各种形式的适用技术培训班,对回乡知识青年、复员退伍军人、基层干部和专业户进行适用技术培训。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的文学、艺术、新闻、广播、电视、电影、档案等文化事业,逐步增加文化设施,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业余文化活动和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繁荣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开展傈僳族语言文字的学习使用和研究,做好民族书籍的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体育事业,增加体育设施,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和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各族人民的体质。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进行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坚持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发展城乡医疗卫生事业。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对地方病和传染病的防治,改善妇幼、老年保健条件。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培养当地少数民族的医务人员,稳定和发展乡村医生队伍。鼓励集体和个人集资办医,允许考核合格的民间医生行医,禁止以行医为名,利用封建迷信和其他手段诈取钱财,危害人民身心健康。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高寒贫瘠山区经济特别困难的卫生室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助。对经济困难的群众实行减费或者免费治疗。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民族民间医药的发掘、整理和应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食品卫生监督。加强药品管理,取缔假药、劣药。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稳妥地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出生率,提倡少生优生、优育优教,提高各民族人口素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
第六章 自治县的干部职工队伍建设
第五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各种措施,积极从本县傈僳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特别注意培养傈僳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妇女干部、各种专业技术人才。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在职职工的培训,鼓励职工在职自学成才,并有计划地选送在职人员到各级各类学校进修学习,不断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和所属企业、事业单位招收人员时,在上级国家机关下达招收人员的指标内,自主安排从城镇和农村招收人员的比例,自行补充编制内的自然减员缺额,并对傈僳族适当放宽录用条件。
自治县内隶属上级国家机关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时,应当主要在自治县内招收,并且优先招收傈僳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第五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挥外来干部、职工的作用,并采取优惠措施,鼓励、优待外来干部、职工长期为自治县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在自治县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显著成绩的教师、科学技术人员、职工和干部,给予物质奖励或者授予地方荣誉称号。
第七章 自治县内的民族关系
第五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团结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共同为自治县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照顾境内其他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培养和使用他们的干部,积极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各民族特殊问题的时候,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自治县内的各民族都有互相通婚的自由,任何人不得干涉。
第五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各族人民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增进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之间、自治民族干部与其他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团结。
第五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教育和鼓励民族干部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汉文。
对于能够熟练使用傈僳语、汉语两种以上语言文字者,应该予以表扬和奖励。
第五十六条 每年的10月13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
自治县内各民族的传统节日都应当受到尊重。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经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根据本条例制定必要的实施办法。
本条例的修改,应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本条例解释权属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89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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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JUSTICE: A HOLISTIC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李恒翻译

NICOLE C. KIBERT
I. INTRODUCTION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is a phenomena that occu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world in which people of color and of lower socio-economic status are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by pollution, the sitting of toxic waste dumps, and other 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s (LULUs).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s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and reviews potential legal, practical, and philosophical solutions for achiev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itially “environmental justice” was referred to as” environmental racism” because of the disproportionate impact on people of color; however, it is now clear that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s are foisted predominately on lower income groups of all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In order to be inclusive, as well as to avoid the extra baggage that comes with calling an act “racist,” practitioners almost exclusively use the term “environmental justice” rather than” environmental racism.” Though a discussion regarding nomenclature may seem superfluous, in the context of a discussion of the origins and strategies for achiev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its actually integral. The way that a society assigns a connotation onto of a word’s denotation has an enormous impact on how a phrase will be interpret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Use of the term” environmental justice” is a step in bringing the issue of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live in a healthy environment for all people? not just to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racial equality.
II. WHAT IS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e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defines” environmental justice” as the fair treatment and meaningful involvement of all people regardless of race, color, national origin, or income with respect to the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 law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Fair treatment means that no group - including racial, ethnic rococo economic groups - should bear a disproportionate share of the
Negativ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resulting from industrial, municipal, and commercial operations or the execution of federal, cal, and tribal programs.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over the past 20 years, minorities - African Americans in particular - are more likely to live-in close proximity to an environmental hazard.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many examples to choose from to illustrate this observation. Colin Crawford, in his book, “Uproar at Dancing Creek,” discusses in great detail the efforts of an entrepreneur to site a new hazardous waste facility in Noxubee County, Mississippi. Conspicuously, when Crawford compared Noxubee County with other counties in Mississippi, he found that it had the highest annual average unemployment rate from 1970 ?1993, a high rate of functional illiteracy with only 51.34 percent of its adult population having high school diplomas, and by far the lowest per captaincies in the region. In addition, of the 12,500 people who lived in Noxubee County, 70 percent were African American and poor. Crawford found that sitting of a hazardous waste dump in this poor, largely Minority County was not an accident, but a calculated campaign. It pitted the poor African American majority and whites against the minority, but politically powerful, white population in false promi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 would bring new jobs. As Crawford stated, “people who most often bear the dangers of living near the excreta of our acquisitive industrial society are thievery same ones who have been most abused throughout our history.”
III. BRIEF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s approximately 20years old. In 1979, in Houston, Texas, residents formed community action group to block a hazardous waste facility from being built in their middle-class African American Neighborhood. In 1982, environmental justice made news in Warren, North Carolina when a protest regarding the sitting of a PCB landfill in a predominantly African American area resulted in over 500 arrests. The Warren protest was followed by a report by the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which found that three out of four landfills in EPA Region 4 were located in predominately African American areas, even though those areas comprised only 20 percent of the region’s population. An additional report addressing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was published in 1987 by the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entitled ‘Toxic Waste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found that the racial composition of a community ? more than socioeconomic status ?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determinant of whether or not a commercial hazardous waste facility would be located there.” The 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Seminar was held in 1991 in Washington D.C. and was attended by 650 people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attendees adopted a set of “principles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at were circulated at the Earth Summit in1992 in Rio de Janeiro. In 1992, the EPA established an Environmental Equity Workgroup. On recommendation from this group, the EPA started an Offic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1994, the Center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took another look at the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1987 report. They found that minorities are 47 percent more likely than others to live near hazardous waste facilities. The latest initiative in environmental justice occurred in 1994when President Clinton issued Executive Order No. 12898 which ordered federal agencies to comply with Title VI for all federally funded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that affect human health or the environment. Title VI states, “No pers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on the ground of race, color or national origin, be excluded from participation in, be denied the benefits of, or be subjected to discrimination under any program or activity receiving federal financial assistance.” Though overdue by environmental justice activist standards, President Clinton’s recognition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creased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for which they were arguably already responsible, but now there was a clearly articulated standard.
IV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The degrad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s fundamentally tied to the disproportionate burden placed on the disenfranchised members of our society: minorities, women, and the poor. Several environmental philosophies have emerged ? among them Deep Ecology, Ecological Feminism, and Bioregionalism ? to attempt to explain how it became acceptable to exploit the environment while endangering the health of certain groups of humans in the nam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section, a brief review of these ecological philosophies, as well as an examination of industrial risk analysis, are presented as possible explanations for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Industries and governments use risk analysis to determine whether to allow projects to move forward. “When landscapes and ecosystems are regarded as commodities, then members of an ecosystem, including human beings, are treated as ‘isolated and extractable units.’” Industrial risk analysis determines how much exposure is acceptable in terms of “one-in-a-hundred-thousand or one-in-a-million additional ‘acceptable’ deaths for toxic chemical exposure.” While neutral on its face, risk analysis serves as a means for justifying disproportionate treatment for some” acceptable” percentage of an exposed human population. However, this method is fundamentally flawed because there is no set standard for which tests to use in determining risks. Therefore, extremely different conclusions can be reached about the same risk depending on which tests are used. When a potentially hazardous project is being proposed, if it is a well-organized and economically well-off community, the community members will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their own risk analysis numbers showing an unacceptable risk resulting in permit denial. However, if the negative impact is going to fall mainly on people who are not able to fight back, then the project will most likely go ahead with a risk analysis showing unacceptable risk by the permitting agency. There are alternatives to risk analysis that will be discussed infra, in the solutions for achiev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section. Deep Ecology is an ecological philosophy that places humans within the context of ecological systems rather than outside or central to the system. In addition, humans are considered to be equal, not superior or more important, in value to other components of an ecological system. It is a science based philosophy in that it is based on the connections of an ecological system, but it is also a true philosophy in that it encourages humans to delve “deep” into their fundamental values. Arne Ness, considered the father of Deep Ecology, has developed a set of seven tenets which, when considered together, would form a type of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The fourth tenet focuses on anti-class posture. “Diversity of human ways of life is, in part, due to (intended or unintended) exploitation and suppression on the part of certain groups. The exploiter lives differently from the exploited, but both are adversely affected in their potentialities of self-realization.” Naess and supporters of Deep Ecology believe that if we could focus on the impact of all of our actions on everything in the system (and importantly place humans within the system) that we could achieve social justice and live in harmony with the environment. Another one of the tenets is to fight against pollution and resource depletion. Taken together, these two tenets describe environmental justice: to treat all people equally while reducing pollution. Naess believes that when one of the tenets is considered independently problems will arise, and either the environment or a class of people will suffer. Therefore, Deep Ecology requires inclusive, open thinking rather than the current industrial risk analysis focus that we now predominately use when determining whether to allow a polluting industry to develop or continue, or when determining where they can dump their hazardous waste.
There is a small but growing section in the ecological philosophy movement called “bioregionalism” that envisions a redrawing of political boundaries to follow the contours of local ecosystems.” The globalization of modern culture has contributed to the spread of institutional values which threaten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diversity.” This movement believes that it will be necessary for people to begin functioning on a regional level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environment and protect ourselves from the affects of polluting industry Bioregionalisms call this ‘living in place.’ Bioregionalism means that “you are aware of the ecology, economy, and culture of the place where you live, and are committed to making choices that them.” More radically they believe that people need to live in a sustainable way that involves living in regional units that provide for its inhabitants while co-existing with the natural ecosystem.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occurs because the emphasis for development is often not based on local needs or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or biological diversity. When the emphasis is on the industrial needs, rather than cultural or ecological needs,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is destined to occur some eco feminist theorists have stated that the feminization of nature is what started the ability to degrade the earth and people without regret. Popular environmental slogans state “love your mother.” However, equating the earth and nature to a woman can have negative consequences 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that does not respect women. A recent Earth First! Slogan illustrates the problem: “The Earth is a witch, and the men still burn her.” As 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we definitely do not want to encourage the idea that mother earth will absorb everything we lob at her without asking anything in return. “Mother in patriarchal cultures she who provides all of our sustenance and who makes disappear all of our waste products, she who satisfies all of our wants and needs endlessly without any cost to us. Mother is she who loves sand will take care of us no matter what.”

英文原文出自以下网站:
http://www.law.fsu.edu/journals/landuse/vol17_1/kibert.pdf








绿色正义:环境非正义的全面剖析(译文)

NICOLE C. KIBERT
I. 介绍
环境的非正义经常发生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低收入人群之中,由于他们经济地位不高,所以更容易受到环境污染的影响,如有毒废料在这种群体中的传播以及对当地不需要的土地的利用(LULUs)等等,这是一种环境不公正是现象。本文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来探讨环境不公道的现象和回顾潜在的法律, 实践,且从哲学的角度来解答如何达到环境正义。 最初的"环境正义" 是首先在"环境种族主义"提到的。它是对不同颜色的人的不均衡的冲击与歧视。但是, 现在的情况是确切的环境健康风险被蒙骗在更低的收入种族和族群中。为了将"环境种族主义"包含在“环境正义"之中,并且避免叫此行动为"种族主义者的额外行李"实践者几乎完全规定" 环境正义"相当于环境种族主义"虽然一次讨论关于命名原则也许似乎多余, 但就讨论的状况起源和战略上来讲,为达到环境正义,它实际上不可缺少。社会分配方式对公众关于一个词组的理解有着极大的影响。"环境正义" 是指依据宪法给予的权利,所有人民都应该居住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之中,而不仅仅局限于种族平等。
II. 什么是环境正义?
美国环境保护代办处对"环境正义" 下的定义是:所有人民应当受到公平的对待和有效地介入到环境发展, 环境法章程和政策的实施和执行之中。不管种族, 颜色, 原国籍, 或收入。 公平对待意味没有小组,包括没有种族, 没有种族洛可可式的经济集团。对环境污染的责任,大家应该负担一个不均衡的份额。消极环境后果起因于工业,市政, 商业操作或施行的联邦、部族节目。许多研究显示:在过去20 年中, 少数非裔美国人特别容易遭受到由于环境污染而引起的危害。不幸地, 有许多例子可供选择来说明这种情况。Colin Crawford, 在他的书里, "跳舞小河的骚乱"中谈论到了那些了不起的企业家在努力选址的过程中将一种新的有害废料设施安排在密西西比的Noxubee 县。显眼地, 当Crawford 将Noxubee 县与其它县比较时, 他发现在1970 年-1993年间,它有最高的年平均失业率, 功能文盲也以一种高速率在增长。在其最低的captaincies区域,成人人口的百分之51.34 只有中学毕业证书。 另外, 12,500 人民居住在Noxubee 县, 百分之70 是非裔美国人和贫寒。 Crawford 发现了有害废料转储在这个贫寒县不主要是意外事故, 而是一次故意的竞选。少数非裔美国人,多数是白人, 在政治上强有力, 白人说这样会带来新工作机会,经济发展回更快的假的诺言。 如同Crawford 陈述, "谁经常忍受工业社会排泄物而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之中生存的人往往是被历史忽略的人。"
III. 环境正义运动的简要历史
环境正义的正式历史起源于20多年前。1979 年,在休斯敦, 得克萨斯, 居民形成社区活动小组阻拦一种有害废料设施被修造在他们的中产阶级非裔美国人聚居地。1982 年, 最有新闻价值的关于环境正义的报道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当一个抗议关于PCB 垃圾填埋在非裔美国人地区的会议取得了完全成功。 Warren的抗议报告发现了会计办公室的垃圾填埋在非裔美国人地区。虽然那些区域只有百分之20 住人。1987 年一个另外的报告演讲环境的不公道被出版了。由基督教会授权的"有毒废料和种族团结的教会"发现在团结的状态的社区是没有一种商业有害废料设施不会在那里被找出的。1991 年"颜色环境领导研讨会在华盛顿D.C.举行, 并且有世界各地650 个人出席了该会议。到会者采取了被散布在地球山顶的在里约热内卢的一套"环境正义"的原则。1992 年, EPA 建立了一个环境产权工作小组。由这个小组推荐, EPA 建立了环境正义办公室。1994年, 政策制定中心看了看基督团结教会在1987的报告, 他们发现少数人种比其他人多百分之47 的可能居住在有害废料设施附近。 最新的主动性环境正义发生在1994克林顿总统发布的行政命令中。第12898 文件下令联邦政府机关遵照标题VI ,杜绝所有联邦被资助的节目和活动影响人类健康或环境。标题VI 表明:"没有人将在美国的地面,受到种族, 颜色或原国籍的歧视从而被排除, 被否认而得不到好处,大家都有权根据任一节目或活动接受联邦经济援助。"根据环境正义活动家标准, 克林顿政府增加了政府责任, 为那些争论已经负起了责任,现在有了一个清楚、明确的表达标准。
IV. 环境不公道的起源
环境的退化的负担根本上被不均衡地安置在我们的社会的不同阶层: 少数民族, 妇女, 和贫寒人口。从而涌现了环境哲学,在他们之中有深刻的生态主义, 生态学女权主义者都试图解释怎么使环境污染以经济发展的名义危及特定人群健康的时候变得可接受。在这个部分, 对这些生态学哲学进行简要的回顾, 并且对工业风险进行分析检测, 提出了环境不公道的起源可能的解释。产业和政府使用风险分析确定是否允许项目进行。"当风景和生态系统被认定为商品, 然后生态系的成员, 包括人, 被认为是被隔绝的和可取的单位。"工业风险分析确定是可接受的根据"。但是, 这个方法是根本上有缺陷的因为没有测试使用在确定风险的集合标准。所以, 极端不同的结论可能是使测试与不测试达到大致同样的风险。当一个潜在地危害项目被提议, 如果这是在一个组织完善和经济上充裕的社区, 社区成员能产生他们自己的风险分析数字显示一种不能接受的风险造从而否认许可证。但是, 如果负面地影响使得人们无力还击, 该项目很可能在先前的风险分析显示不能接受的情况下被允许。他们将有选择性地对风险分析进行讨论,来达到环境正义。本质的生态是安置人在生态学系统而不是在外部或中央之内的生态学哲学。另外, 人被认为是平等的, 没有特权和贵贱, 按价值对一个生态学系统的其它组分。生态系统的其他价值是基于其哲学价值的,而哲学价值又是以生态系统本身为根本,并且他又是一个哲学理念,那就是鼓励人们将这一本质作为其基础价值。Arne Ness,深刻生态主义之父, 开发了一套七条原则,当组合在一起时, 会形成一种生态学意识。第四个原则焦点在反类姿势。"人的生活方式变化, 一部分是由于(意欲的或不愿意的) 开发和镇压在某些小组而形成。开发与剥削不同, 但两个均有害地影响了认识自我的潜在性。"深刻生态主义者Naess 和他的支持者相信如果我们能将所有的影响我们的一切行动在系统中集中起来。(重要地是安置人在系统之内) 那我们就能达到社会正义和居住与环境一致。另外一个原则则是与污染和资源怠尽做斗争。将其结合起来, 这两条原则就描述了环境正义: 相等地对待所有人民,努力减少环境污染。Naess 相信这两个原则当中的一个独立地出现时, 一部分环境或人类将遭受污染。所以, 深刻的生态要求包含的,开放的思维与价值观比起我们经常使用的工业风险分析来确定是否允许污染产业出现或继续,或确定何处他们能倾销他们的有害废料的方法要好得多。有一个影响小但正在增长的部分在生态学哲学中叫做" bioregionalism"的运动正在侵蚀着政治经济系统。 "现代文化的全球化对文化的传播和生态学价值的变化作出了贡献。这运动相信, 对于人们而言将非常有必要开展一种机制来保存环境和保护自己免受污染产业影响。Bioregionalisms 认为这叫居住到位。 Bioregionalism 意味着 "您意识到生态, 经济, 和您居住地方的文化, 并且承诺做出他们的选择。"他们更加根本地相信,人们需要一种能够与之相邻的自然生态系相共生的一种能承受的方法。环境不公道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为发展经济经常不根据地方需要或文化或生物变化而开发。当着眼于工业需要, 而不是文化或生态学需要时, 环境不公道则像女权理论家阐明的那样将贬低地球和人民的能力而没有遗憾。普遍的环境口号陈述为"爱您的母亲"。然而, 视同地球和自然像妇女一样使我们忽略了一种消极的后果,那就是我们在一个家长式社会中而不尊敬妇女。最近地球首先 喊出一种口号: "地球是妓女, 男人仍在奸污她"。正如我们正在进行的环保运动一样,大地母亲将吸收一切我们抛投在她那里的东西并且没有要求任何东西的回报。 "母亲在家长式文化下提供所有我们的生计并且吸收我们的废品, 她无限制地满足所有我们的需要而不计我们任何的费用。不管我们是什么,大地母亲都会像爱他的儿子一样爱护我们。


李恒,东华大学法学专业毕业,法学学士。潜心研学环境法学多年,有多篇相关文章在各类法学杂志发表,希望结交致力于环保法律事业的朋友!
henleyroyal@126.com

从奥运看商标的运用与设计

王瑜


奥运圆满地落下帷幕,我们因我国健儿获得金牌总数高居榜首而自豪,我们因为奥运主办的巨大成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当奥运冠军登上领奖台,国歌奏起时我们由衷感到自豪,也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天挺热的,为什么运动员领奖时非要套上一件外套呢?

带着这个问题笔者仔细打量了中国运动员的外套,这套红黄搭配被戏称为“番茄炒蛋”的外套上部为淡黄色,左右各有个明显的标志,左边是奥运的标志,而右边则是“阿迪达斯”的商标标志。我们再看看其他国家运动员在他们穿的外套或者运动服上也会惊奇地发现我们熟识的商标标志,他们是“耐克”、“阿迪达斯”、“飘马”,让我们非常欣喜的是我国的“李宁”商标标志也打在国外运动员的衣服上。穿带商标的衣服自然是这些厂家的要求,作为赞助商,他们派了人员在场馆里督促运动员穿上外套。奥运会全球瞩目,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有几十亿人在观看比赛,那么这些商标也将随着电视转播传播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被全世界的消费者所看到,可见这是这些厂家对商标运用的独到之处。商标的功能是区分商品的来源,那么首先要使消费者认识并记住该商标,如何运用商标就成为关键,但是商标的运用在我国并不太受重视,我们应该学会运用。

“耐克”、“阿迪达斯”们这样处心积虑,不放过任何展示自己商标的机会,大家要问了,颁奖的时候观众将眼光盯住运动员的表情,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让消费者看见并接受该商标呢?诀窍就在商标的设计上。我国企业的商标一般为中文,即使国外消费者看见也不认识,传播功能极差,有的商标中也包含英文,但也不适合在非英文国家传播,只有图形没有语言的限制,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存在识别的障碍,所以国际化的商标最好用图形来注册,“耐克”、“飘马”和我国的“李宁”都是以图形作为商标。那么怎样的图形能让人迅速接受呢?我们来看无论是 “耐克”、“飘马”还是“李宁”、“阿迪达斯”其商标图形都是特别的简洁,“耐克”就是一个勾,“飘马”是一个奔跑中的豹子轮廓,“李宁”是一面旗子,“阿迪达斯”的图案也比较简单,而且图案的色彩只有单纯的一道色,因而识别性相当的强,让人非常容易接受并记住。我们来对比我国商标图形设计,最普遍的做法就是简单地将公司名称或者商标的中文拼音简写字母变形成图形,显然不如简单明了的图形区别性强,容易让人记住,也不国际化。

奥运会打开了一扇窗户,当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数以万计的运动员、记者以及旅游者来到北京时,我们的奥运场馆设施,我们的组织能力让外国人赞叹不已,世界因而重新认识了中国。如果我们以学习的心态来看奥运会,那么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而商标的运用与设计不过沧海一粟。

作者:王律师,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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