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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地方的乡镇机构改革缘何能“游戏”国务院

　　　　　　　　　　　　　杨涛


“从表面上看，乡镇机构是减少了，但精简的目标并没有达到，财政开支也并未减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组织研究室主任赵树凯表示，有些地方，改革没有任何真动作，基本上是文字游戏，精简工作都落实在给上级的汇报材料中。（《新京报》2月20日）
民间有一句俗话形象地反映一些乡镇欺下瞒上的做法，“一级一级骗，从乡骗到县，一直骗到国务院”。这句话用来形容某些地方进行的所谓乡镇机构改革，同样非常贴切。赵树凯的研究结果就表明，机构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减少财政开支，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个目标大打折扣，有的甚至南辕北辙。但是从他们给上级和中央的汇报材料来看，却是形势一片大好，汇报材料与现实情况是两重天，以至到中央的一些情况严重失真，给宏观决策带来巨大危害。某些地方就是这样用文字“游戏”了国务院。
乡镇的机构改革，是由中央定下总体思路，但具体方案则是由乡一级政府拿出，他们端盘子，如同一部电影的制作一样，他们是总策划；而县一级政府则是认可有关方案，定下盘子，是这部电影的导演；更上一级政府则是监督和审查方案的可行与合法，他们是批准电影上市的审查人；而乡镇辖区的群众，则是这部电影的观众，电影的好坏是由他们来品尝。
然而，某些县乡政府为何敢于在乡镇的机构改革弄虚作假，欺骗上级，的确，这里面包涵许多复杂的原因。如赵树凯所说，他们希望“社会稳定”，避免增加一支乡镇干部上访队伍；他们希望保留对口部门，以便能多争取上级的专项资金、项目；同时乡镇本身的扩张冲动强烈，编制约束力极其有限。因此，完全寄希望于县乡政府靠自觉来完成中央的机构改革意图，并不可行，加强对他们的监督是必不可少。而这些文字游戏之所以能一直“游戏”到中央，跟县乡政府的上级政府的失职与纵容也是分不开的，他们与这些县乡政府离得近，能较快和较准确地获取信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负有监督中央机构改革意图贯彻的职责，他们不能不负责任地将这些虚假材料呈报上去。然而，事实上，也许是同样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也许是任务重、时间紧，他们也要体现自己的政绩，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这些虚假材料原封不动地上报了。
电影审查人失职了，导致伪劣电影上市，这是第一道防线失守，但如果这部电影是要面对市场和观众的话，而不像某市委副书记的女儿作主角的电影可以由政府职能部门强行推销给观众的话，那么观众是二道牢固的防线，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观众可以用脚投票，让伪劣电影自动出局。可惜，作为乡镇的机构改革的观众??乡镇辖区的群众却没有这个权利，他们不能决定乡镇政府的预算，也无权决定乡镇的人员编制，甚至于他们对乡镇政府在机构改革中的弄虚作假的行为的控告、投诉的渠道都不通畅。换句话说，就是县乡政府出台的是一部政治电影片，他们不需要市场和观众来说话，这部片子是给中央的献礼，当然他们可以当着群众的面来弄虚作假了。
因此，对于制止“游戏”国务院这类事件的发生，我开出的第一个药方便是要强化民众权利的制约，要让县乡的人大来决定乡镇政府的预算、人员编制，必要时还应采取直接民主的方式，让乡镇辖区的群众投票决定；其次，是要严肃追究那些敢于弄虚作假的县乡政府负责人以及失职的上级政府负责人的责任；最后，中央对于乡镇的机构改革要加强调研，重新评估已进行的改革的实效，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再制定因地制宜的政策、措施，一步一个脚印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乡镇的机构改革。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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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80000元是借款还是投资款 ？

作者：江西省吉水县法院 曾建莉


[案情]:2000年5月12日，张某与人合伙开办了一公司，因公司缺资金周转，张某便找到其亲戚张某，要求张某借80000元钱给自己，周某见张的公司年年赢利，便提出这80000元作入股资金，双方约定：不管张某公司是否亏损，周某每年可分得红利3000元。2001--2002年，张某按照双方约定每年分给周某红利3000元。2003年，因张某的公司亏损，张某未支付周某红利。2004年6月，周某找到张某要求其偿还入股资金80000元及拖欠的红利4500元，张某则以公司亏损为由要求周某共同承担亏损。为此，周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张某偿还投资款80000元及应得红利4500元。法院审理中查明，被告张某公司系一家由自然人出资成立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00元，营业期限自2000年4月26日至2003年12月5日。从2000年3月被告公司提交的工商年检报告看，该公司成立以来，既无股东变更登记又无资本金变更登记，在公司章程“股东名称和姓名”条款中也无原告周某姓名。

[分歧]：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张某这80000元到底属股东出资，还是借款的问题上，合议庭存在以下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此款应认定为借款。有限公司经营过程中吸收新的股东，增加注册资本金，法律是允许的，但必须依法操作，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如双方需有真实意思表示，公司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的修改，法定期限内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等。本案原告向被告交付80000元人民币属实，该款项虽然名为“投资款”，但究其性质，由于被告既未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也未修改公司章程，更无工商部门变更登记，故此款应认定为借款。


第二种意见认为：此款应认定为投资款。因为张某与周某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明确约定：这80000元属于投资款，且在2001年和2002年张某给付了周某投资款的红利，双方都承认了这笔钱属于投资款。故此80000元应认定为投资款。

[评析]：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正确。理由如下： 当投资关系发生纠纷并诉诸法院时，当事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经常会故意混淆“投资”的性质：当公司赢利时，投资者希望将“投资”理解成股东出资，以便多获利；而当公司经营状况不佳或亏损时，投资者当然希望给公司提供的是借款，从而避免股东应承受的风险。笔者认为，在类似投资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某一主体对某公司的“投资”属于股东出资，还是借款性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一）是否履行法定登记程序。投资者对公司出资，直接引起该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按照相关公司法律规定，增加注册资本是公司的大事，应当履行较为严格的表决程序及登记程序。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增资应由董事会制定增加注册资本的方案，然后提交股东会决议，并须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应当自增资款缴足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同时提交具有法定资格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如果被投资公司履行了上述法定程序，“投资”的性质当然就一目了然了。但在现实生活中，投资行为并不都操作规范，常常是口头协商的多，签署文件的少；事实行为的多，履行登记程序的少。因此，从尊重事实及公平的原则出发，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其他方面。（二）投资者与被投资公司的意思表示。 笔者认为，判定“投资”是何性质，双方的意思表示最为关键。因为从根源上讲，“投资”行为本身就是基于双方的自由意愿而形成的，一般在“投资”行为开始前，双方就会明确“投资”的形式。双方意思表示的方式很多，口头的商定虽然最直接，亦被广泛应用，但在诉讼过程中，口头意思表示由于无法固定，往往不能成其为证据，故主要核实的应为以下几个方面：（1）书面合同或协议。合同或协议是“投资”性质最直观的记录，因此也是最重要的证据。通过审查合同中“投资”双方权利、义务的规定，包括投资的形式、投资人的回报、投资人是否参与公司经营、投资款是否可收回等内容，我们可以探知“投资”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形成对“投资”性质的综合判断。（2）公司内部资料。如果当事人关于“投资”事项未签订书面合同，或合同内容及其简单不足以反映“投资”性质的，应当考察被投资公司的内部文件资料，包括股东会决议、股东会议纪要、董事会决议、董事会会议纪要、出资证明书等。这些文件是判定“投资”是否为股东出资的参考依据，因为当公司接受新股东出资时，内部领导层往往会首先形成意见，并以会议记录形式记载下来。（三）投资人是否行使股东权利。如果上述书面证据或不存在，或不足以证明“投资”的性质，不妨进一步考察投资人向公司交付资金后，与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投资人对公司行使股东的权利，如收取过红利，实际参与过公司的经营决策，则可认定为股东出资。综上，笔者认为，双方之间没有签订投资合同或其他合意性文件，根据笔者上述评析，“投资款”的称谓并不能判定“投资”是股东出资还是借款性质，公司亦未在接受投资之日起30日内到有关机关办理登记手续，故在没有其他证据可以印证的情况下，认定原告向被告提供的“投资”系出资入股，证据不足。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将本案中原告提供的“投资”按借款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