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宪法司法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刁桂军
[提要] ：宪法意识和宪法司法化问题一直都是我进入法学专业后的一个思考方向，平时也比较关注这一问题。宪法的司法化，即适用性是理论界为之争论的一大焦点。我一直是认为是宪法司法化是发展趋势之一，这是受宪法的法律特性及司法机关的性质、活动方式所决定，宪法在司法活动中予以适用是必然的。中国宪法目前在司法活动中还不具有适用性，致使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及宪法与人们之间的密切联系不甚明朗。在今年里，我们学校组织了一个大学生创新计划活动，我于是就把这一问题带到了课题研究的尝试阶段，同时在期间也映证了我的部分想法。
[关键词] ：宪法意识 司法化 调查实践 宪法监督
一、前言部分
在今年暑假中，我们法学专业的学生参加了我校举行的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我们把此次活动作为一次具有深刻意义的暑期实践活动。我作为“大学生宪法意识调查及构建宪法司法化可行性探究”课题小组的组长，组织策划了此此课题运作。其实选这个课题题目时，我已经在先前做了一个初步设想和规划的，因为宪法意识和宪法司法化的问题一直是我的一个思考点，我想通过这个活动让这个点扩展到面，让一些想法得到验证和开拓我在这个问题的思考领域空间。
我们在暑假初便制定了详尽的操作细则，对工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工。四名成员组成这个课题小组，我们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调查和研究。这个活动充分地调动了我们的积极性和动手能力，不仅学到了相关专业知识，而且训练了我们的协作配合的能力，也提高了我们的写作能力和研究水平。我们能充分和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制定行之有效的预算。本次有关我国在校大学生宪法意识调查的目的，是想客观地了解我国在校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水平，了解在校大学生对于宪法问题的观点和态度，当然我们把宪法司法化这一问题作为调查重点，研究宪法司法化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问题。这次调查的结果，将成为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第一手材料。经过半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我们有了一些自己的体会。
我们走访了具有代表性大学群体，收集了较为客观的数据作为我们的研究依据。为了客观地了解我国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水平，了解大学生这一群体对于宪法司法化问题的观点和态度，本次计划项目将进行一次较为详实的调查。
通过设计合理科学的调查问题，并针对统计后数据进行分析，为定量分析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提供第一手材料，和在我国是否能进入宪法司法道路的构想等工作内容，目的是准确评价在高校内我国普法教育的效果提供客观的依据，并提出有关宪法司法化可行性的建议。
二、研究项目基础
我国现行宪法颁布并实施了已经20余年，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宪法学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公民的宪法意识一直缺乏比较准确的定量分析，这方面的实证调查和研究很少，而针对大学生这一群体的有关调查更是寥寥无几。宪法意识状况是宪法权威的思想基础，研究大学生宪法意识对研究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具有现实和积极的意义，研究范围包括当今大学生对于宪法知识的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对宪法功能的认识，对宪法实施的评价，对于基本权利保护和行使状况的感受，以及对我国宪法实施所遇到具体问题的改进建议。针对当前社会的宪法司法化呼声渐高，本次项目将针对有关数据研究构建我国实施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就宪法司法适用性如何操作问题，设计若干具有现实意义的方案。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制定一切法律法规的依据，目前已初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在谈到我国宪法的发展历程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韩大元教授说：“逐步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原则走向现实。”
据韩教授介绍，我国宪法曾经多次修改，１９５４年以来，宪法后来就进行过八次修改。现行宪法是于１９８２年颁布的，是第四部宪法。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９年我国又先后进行过三次修宪，先后将党的一些新的政策和主张补充为宪法的条款，如确立了私营经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合法化；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内容写入宪法总则；确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宪法地位，并在宪法中规定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三次修宪，使宪法的价值在社会改革进程中得到普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提供了统一的宪法基础，同时，对确保中国走向法治社会和民主宪政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形式上，这三次修宪采取了修正案的方式，即不对宪法的正式文本的文字进行变动，而只是在宪法文本之后，另起序号增添条文，以后法优于前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确定实际有效的宪法规定。这种修改方式既有效地解决了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又较好地保持了宪法应具备的稳定性和连续性。[1]
其中山东女青年齐玉苓状告陈晓琪冒名顶替上学侵害其受教育权就是其中的典型。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３日，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此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有关批复，认定“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针对公民因宪法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专门进行司法解释，这为我国宪法进入诉讼领域，强化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提供了有益的范例，并将在我国宪政发展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韩大元认为，类似这种宪法赋予的公民平等权受侵犯的事情在我们生活中其实并不鲜见，比如在就业问题上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身高歧视等，就属于同类问题，还有些部门规章中就存在违宪原则，同样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所以，如何用宪法维护公民的权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宪法诉讼制度仍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三、实践目的和实施方案
我们在设计实施方案的时候就充分的听取了指导老师的建议并且结合自身的实际，我们想从以下方面着手和突破：
1、进行先期的相关资料收集工作，了解并掌握当前的研究方向和动态；
2、着手设计调查问卷，经过小组成员收集针对性问题，邀请指导老师参与设计，力求每个问题的针对性和中立性，避免搀杂问卷设计者的主观看法；
3、调查方式分为发放和填答调查问卷，科学合理地选择被调查对象，力求做到范围更广，代表性更强。
当然对于不同高校大学生调查的问题，如综合类大学、以文科为主的大学、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选择好有代表性的调查目标是完成任务的一个关键，这样才有可能顺利地收集有代表性的数据。
然后针对所收集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并提出有关宪法司法化在我国设施可行性的建议，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毕竟我们的资源还相当有限，条件也不是太另人满意，但我们都在尽力地克服。
我们要达到的预期目标成果是掌握目前大学生宪法意识的状况，并予以分析，并撰写相关论文。针对有关数据研究构建我国实施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就宪法司法适用性如何操作问题，设计若干具有现实意义的方案。
四、思考与收获
（一）我国宪法的尴尬现况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宪法与司法处于严重脱节的状态，宪法没有进入诉讼领域，更没有建立有效的宪法的诉讼制度。而无论是在法律界还是在普通老百姓中，对建立宪法诉讼制度的呼声还是比较强烈的。根据韩大元教授和王德志教授在2002年做出的中国公民宪法意识调查报告中显示，在共534位被调查者中，有73%的被调查者都表示同意或基本同意“宪法必须进入诉讼领域，成为法院判案的依据”这一命题。宪法首先是法，是一部法律规范，是具有法律效力，法律效力又表现为司法效力。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作了批复，既“关于以侵权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这个批复具有积极意义，且先不论高院的解释是否应用合理，就这一应用先例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的重要课题，势必写入宪法司法化改革的史册。[
宪法一直被称为我们的根本大法，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现实中的宪法在我国的地位就有些尴尬了，它原本的构想地位和理论地位是十分地高的，确实是高高在上，但是我们现实中我们显得有点可望不可及。宪法是其他法律的根本法，凌驾于其他法律法规之上。而宪法的实际地位可以说是处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之中，不仅在普罗大众的眼中，宪法仿佛离自己还很远，即使在许多法律工作的人们的心中，也觉得宪法的实操性不强，觉得在我国宪法架子虽大，但并没有显出应有的威严，宪法课只能当作理论课来上。这在我们的调查结果就有所反映，我们的调查问卷上设计了一条就是你认为中国的宪法起到了应有的保护作用了吗？其中有34%的人选择了“没有”，和21%的人选择了“不是很大”。读过宪法的人为59%，完整读过的人为12%，没读过宪法的人占24%，加上没有表态的人，29%的人没读过宪法。宪法在中国的地位还有待实质性地提高，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普法和造势上。
（二）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
宪法的主要特性是法律性，决定了其只有通过司法途径才能使纸面上的文字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有效的规则。就内容和调整对象而言，宪法与法的其他渊源相比较，其政治性表现得较为浓厚，但并不能由此改变宪法的法律属性[2]。法律的功能在于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促进和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而检验法律的真实价值或有效性的唯一方法，在于依据法律规范解决利益冲突双方当事人的矛盾过程。唯其如此，才能发现法律的真实价值、矛盾及荒谬之处。司法机关的职责就在于解决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由此决定了只有它才能把握法律的真正涵义。故此，美国的一位大法官曾宣称：“我们受治于宪法，而所谓宪法不过是法官奉为宪法的法律”。但是，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大学生确实有宪法要在原基础进一部提高的愿望，但是谈到如何应用宪法这一层面就显得较为无言和少语了，大多都是表示赞成，但是具体内容如何就很少涉及了，更不用去提宪法司法化的一些建设性意见，当然法律专业的在校大学生意识要稍微强一点，部分学生能够深入的谈这一问题。这有点出乎我们的开始的想法，因为我们都认为大学生的应该会更加的理性和富有建设性，但是确实应证了宪法在我国的尴尬处境，我们有点一头热的感觉，似乎宪法司法化这一呼声只是在纯理论界中传播，并没有达到一种实际的社会效果，真正问起有哪些宪法适用案件时候，大多数人都没有过多的关注。我国从小学教育始，就开设了政治常识课，中学和大学专门开5至10课时的宪法课，那么，60岁以内的人都应该接受了系统的宪法教育，表示没读过宪法的人实际只是一种“失意”。但是近三分之一的公民不知宪法为何物，近10％的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合宪；对于宪法效力、土地制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通讯自由等与生活关系密切的国家基本制度，20％左右的人认识是错误的，这是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这可能与我国此前宪法的非司法化有关。
西方国家解决上述难题较中国要容易得多。首先，其国家机构体系是按照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建立起来的，只存在立法机关，而不存在国家权力机关，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之间呈相互制约之势，司法机关适用宪法完全可以解释为制约其他机关的一种手段。其次，制宪机关与立法机关通常在主体上是分离的，能够明显地发现宪法与各种国家机关及由它们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之间在地位上的层次之别。第三，议会内阁制国家的内阁有权通过国家元首解散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议会重新举行大选的做法，使人们在政治观念上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民意代表机关的行为与民意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而不能划等号。总统制国家的总统与议会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有时两者并非同一政党，也使人们认识到总统和议会中的任一机关均不能完全代表民意。第四，由于普通法院或特设法院受到其他机关的制约及社会公众舆论的压力，在适用宪法时通常总是谨小慎微，并未出现人们所担心的结局。而这些制度性的做法在中国并不具备，这就为在中国解决前述三个理论问题增添了难度。同时，在现阶段，前述三个理论问题远未达到形成基本共识的程度，有的甚至还尚未被意识到，而在潜意识地起着消极作用。
（三）一些有关的想法和建议
对于违反宪法行为的追究需要通过宪法的适用来实现的。但是我国的宪法适用体制又是很不完善的。现行宪法颁布实施十余年来，它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同时又不能不承认宪法实施与其应有的地位和权威还有较大的差距。在我国的法制实践中，存在着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多地注重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等法律部门的作用；另一方面却只把宪法当作一套抽象的原则，而忽视其作为国家根本法的调整作用，甚至在司法实践中完全排斥宪法的法律依据作用。宪法是一个国家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基石，宪法缺乏其应有的权威，法制的权威和尊严也是难以保证的。产生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未能形成适用宪法的有效法律机制，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有必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一个假想操作：（1）健全我国现行的宪法监督的组织机构， 在全国人大下设一个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2）制定宪法监督法，使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化、程序化。 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也是我国的宪法监督难以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原因。（3）确立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对违宪争议案件的移送权和一定范围的审查权。[3]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往往是在涉及具体案件的过程中表现出来。
同时我认为有必要赋予人民法院对法律、法规的一定范围的审查权，对认为违宪的法律、法规可以通过一定程序移送宪法监督机关进行审查和裁决。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也应当具有此项权力。这也有利于及时解决法律、法规的合宪性问题，健全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五、指导老师评价
在这次的实践活动中，我们还邀请了何琳老师作为指导老师，她给我们的研究项目作出了以下评价：现行宪法实施20余年来，取得了不少进展，但也暴露出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说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宪法的司法化，公民宪法观念的培养，宪法权威的树立等问题，其中思想层面上的宪法意识的培养与制度层面上的宪法司法化问题是尤为重要的。本项目可以说较好地捕捉到了这一关键问题，并着手进行研究，中国已明确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对法制的依赖性将越来越强，最终又有赖于宪法的有效实施。但是，如果在此过程中，宪法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诸方面不发挥应有的调整和规范作用，不树立起宪法的权威，则法治社会不过是可想不可及的理想而已。该项目采取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进行问卷调查这种新颖的方式的宪法意识调查，并进而探讨构建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这在理论上具有新意，在实践中对于推动我国宪法司法化和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项目的参与者认为宪法意识状况是宪法权威的思想基础，研究大学生宪法意识对研究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具有现实和积极的意义，并认为建立宪法司法适用性体制，是强化宪法实施的有效措施，就此通过设计调查问卷等形式来进行研究，可以说是捕捉了当前社会的“敏感点”，具有很积极的现实意义。通过本次训练计划项目，很大程度地提高了学生的动脑和动手能力，增强了研究问题水平和创新思维能力，能够密切地联系当前社会进行探究。是一份很有新意的项目，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当然我们从理论角度上来说，我们是全力去支持宪法司法化在我国实施的，我们从对比法入手，比较了其他国家的宪法司法化的实际操作。宪法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依据，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必需的。主要理由是：其一，最高法院作为由全国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受其监督的国家审判机关，只能执行由享有立法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而无权拒绝适用。由最高法院规定法院系统判案不适用宪法，显然是越权了。这与中国议行合一原则不符[4]。其二，从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来看，现在有些方面还只是有宪法的原则规定，缺乏部门法的具体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仅仅通过适用刑法、民法和不完整的行政法来保障宪法的实现，那么宪法中没有被具体化的一些条款就落空了。应允许法院在部门法没有具体规定，而宪法有规定的情况下，引用宪法。其三，在判决书中引用宪法条款，既是强调了宪法在审判活动中的指导作用，也是针对具体问题对公民进行宪法教育的必要形式。
[参考文献]
[1]韩大元、王德志合著，中国公民宪法意识调查报告[ J ]，政法论坛，2002，6；
[2]]王磊：宪法的司法化[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费善诚：《论宪法的适用性》，载《法学家》1996年03期；
[4] 李曙光、苗连营：《宪法应成为法院判案的直接依据》，载《理论信息报》1989年5月22日第203期。
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
广东省广州市人大常委会
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4号）
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2012年10月30日通过的《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业经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2013年1月21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2月1日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的决定
（2013年1月21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查了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该规定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决定予以批准，由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
（2012年10月30日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2013年1月21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加强文物保护，规范文物管理和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活动。
第三条 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
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本规定，并负责对全市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区、县级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辖区内的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区、县级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相应的文物保护工作。
规划、财政、国土房管、公安、建设、宗教、民政、农业、工商、环保、水务、交通、林业园林、旅游、城管等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文物保护工作。
第四条 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设立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由同级人民政府及其文物、规划、财政、国土房管、公安、建设、宗教、民政、农业、工商、环保、水务、交通、林业和园林、旅游、城管等行政管理部门的负责人组成。
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审查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安排及使用情况；
（二）审查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文物保护重大政策措施，并督促实施；
（三）协调、指导重大文物违法案件的查处和拆除、迁移、重建文物保护单位等重大事件的处理，解决文物保护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四）督促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履行职责；
（五）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市、区、县级市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同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第五条 市、区、县级市文物执法机构根据省人民政府依照国务院授权作出的决定，依法查处文物违法行为。
对涉及不可移动文物的违法行为，市、区、县级市文物执法机构应当按照下列职责分工依法查处：
（一）市文物执法机构负责对本市行政区域内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定期巡查，查处涉及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违法行为，负责对区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抽查，并对区、县级市文物执法机构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二）区、县级市文物执法机构负责对本辖区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定期巡查，查处涉及区级、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违法行为。
区、县级市文物执法机构发现涉及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违法行为的，应当立即报告市文物执法机构。市文物执法机构发现涉及区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违法行为的，应当立即告知相关区、县级市文物执法机构予以查处。
涉及可移动文物的违法行为，由区、县级市文物执法机构负责查处。区、县级市文物执法机构发现涉及二级以上文物的违法行为的，应当立即移送市文物执法机构予以查处。
第六条 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将不可移动文物管理纳入日常工作计划，建立目标管理责任制。
第七条 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根据文物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和财力水平逐步加大经费投入。
第八条 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的来源包括：
（一）国家和上级地方政府的专项资金支持；
（二）本级政府安排的专项经费；
（三）文化事业建设费；
（四）其他合法来源的资金。
第九条 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用于下列用途：
（一）需由政府财政承担费用的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二）对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抢修的资助；
（三）对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修缮、保养的补助；
（四）聘请文物保护监督员；
（五）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研究；
（六）对文物保护作出重大贡献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奖励。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严格管理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并将该资金的使用情况每年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财政部门制定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施行。
第十条 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可以发起设立文物保护社会基金。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设立文物保护社会基金、向文物保护社会基金进行捐赠，捐赠款物专门用于文物保护。
文物保护社会基金的设立、募集、使用和管理，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文物保护队伍建设，培养和引进文物保护专业人才，提高文物保护工作水平。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组建或者加入志愿服务组织开展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文物保护工作。市、区、县级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开展文物保护活动给予指导和支持，并定期组织培训。
第十二条 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研究。
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研究规划，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文物保护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和应用，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
第十三条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规划、国土房管、建设、教育、科技信息化、旅游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应当加强对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
第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组织开展文物普查工作。区、县级市人民政府负责对本辖区内的文物资源进行普查，并将普查结果报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文物普查档案，并做好电子档案的数据备份。
第十五条 区、县级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对新发现的文物进行认定，对已认定的文物进行登记并公布。
区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区、县级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由区、县级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对其名称、类别、年代、位置、范围等予以登记并公布,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报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文物利用应当坚持合理、适度的原则，在对文物进行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注重文物的科学研究、审美、教育等社会效益，发挥文物的经济效益，实现经济社会与文物保护的协调发展。
不可移动文物的利用应当与其文物价值、原有的使用功能、内部布局结构相适应。
禁止对文物进行破坏性利用。禁止从事可能危及文物安全的活动。利用不可移动文物的，不得破坏文物历史风貌及周边环境。
第十七条 不可移动文物可以根据其功能、文物价值和场地布局等实际情况用作下列场所：
（一）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纪念场馆；
（二）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等展览场馆；
（三）旅游观光和休闲场所；
（四）宗教活动场所；
（五）其他合法用途。
法律、法规规定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应当办理有关审批手续的，利用人应当依法办理。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不可移动文物利用申请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对其利用的合理性进行论证。
第十八条 市、区、县级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不可移动文物的利用进行指导和定期检查监督，及时制止损害文物的利用行为，并向社会提供文物利用方面的信息服务。
第十九条 不可移动文物按照下列规定确定保护管理责任人：
（一）不可移动文物为国有的，其使用人为保护管理责任人；
（二）不可移动文物为非国有的，其所有人为保护管理责任人；
（三）不可移动文物所有人不明确、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无使用人或者使用人不明确的，由所在地的区、县级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定保护管理责任人。
第二十条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责任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负责不可移动文物的修缮、保养及安全管理；
（二）不得改变不可移动文物原建筑立面、结构体系、色彩色调、基本平面布局和有特色的内部装饰等，保证不可移动文物的完整；
（三）不得损毁、擅自改建、添建或者拆除与不可移动文物相关的建筑物以及其他设施，确需进行改建、添建或者拆除的，应当依法报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四）不得擅自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装饰、装修，确需进行装饰、装修的，应当依法报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五）发现危害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的险情时，立即采取救护措施并向所在地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保护责任。
第二十一条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责任人可以依法合理利用文物，要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文物保护、修缮方面的信息和技术指导。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责任人可以向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修缮、保养补助。
第二十二条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不同文物的保护需要，制定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控制要求和保护措施，并以书面方式通知文物保护管理责任人。发现文物有损毁危险，文物保护管理责任人未修缮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通知文物保护管理责任人履行修缮义务。
第二十三条 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与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责任人签订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协议。
区、县级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与其辖区内的区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管理责任人签订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协议，并报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市、区、县级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通过提供技术指导、培训和信息等服务和给予修缮、保养补助等方式，鼓励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管理责任人主动与其签订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协议。
第二十四条 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其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市、区、县级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适当补助。区级、县级非国有文物保护单位或者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修缮、保养补助的申请，所有人可以向文物所在地的区、县级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市级以上非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保养补助的申请，所有人可以向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具体补助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实施。
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有损毁危险，其所有人拒不依法履行修缮义务的，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可以进行抢救性修缮，所需费用由所有人承担。
第二十五条 市、区、县级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文物保护的职责分工，会同规划行政管理部门，自文物保护单位公布之日起二年内提出该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依法定程序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第二十六条 在公布文物保护单位之前，市、区、县级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文物保护的职责分工，会同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划出临时保护范围和临时建设控制地带。
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在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同时公布其临时保护范围和临时建设控制地带。
临时保护范围和临时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设工程，依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相关规定进行控制。
在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同时，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撤销临时保护范围和临时建设控制地带。
第二十七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禁止实施下列行为：
（一）建设易燃、易爆、有腐蚀性以及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工程；
（二）经营易燃、易爆、有腐蚀性以及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项目；
（三）存储易燃、易爆、有腐蚀性以及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物品；
（四）进行其他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历史风貌及其环境的活动。
第二十八条 市、县级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本地区历史沿革以及地下文物分布状况，经组织勘查核实后，将地下文物埋藏比较丰富的地区划定为地下文物埋藏区，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核定。
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本规定公布施行后一年内向社会公布本市第一批地下文物埋藏区，并根据文物考古调查、勘探的具体情况，及时公布后续划定的地下文物埋藏区。
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本规定公布施行后及时开展地下文物埋藏区的划定工作。
市、县级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规划行政管理部门确定地下文物埋藏区的保护控制要求。
第二十九条 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在编制城乡规划时，涉及不可移动文物或者地下文物埋藏区的,应当征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二十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前，涉及不可移动文物的建设控制地带的，应当书面告知相关建设单位取得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设计方案的意见。
第三十条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规划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编制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
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本市行政区域内已批准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以及地下文物埋藏区的保护控制要求纳入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文物保护的需要，提出修改、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的建议，市、县级市土地和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规划调整程序予以修改、调整。
第三十一条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在划定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确定保护控制要求和组织编制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时，应当组织专家论证，并听取利益相关人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十二条 在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工程建设或者在地下文物埋藏区以外进行大型工程建设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一）属于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在出让该地块前，应当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所需经费在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中安排；
（二）属于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应当在工程项目建议书或者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所需经费由建设单位承担；
（三）本规定生效之前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尚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申请考古调查、勘探，所需经费由建设单位承担。
未按照前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不得出让或者划拨土地。未按照前款第（三）项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发现文物，需要实施原址保护的，考古调查、勘探费用由市人民政府承担。
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划拨前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工作程序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大型建设工程包括下列工程：
（一）在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黄埔区辖区内进行的建设工程项目，占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上；
（二）在花都区、番禺区、南沙区、萝岗区、从化市、增城市辖区内进行的建设工程项目，占地面积三万平方米以上；
（三）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或者扩建道路、桥梁、高速路、地铁、管网等重大线形工程。
突发性的抢险工程，负责建设、施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尽可能避开地下文物埋藏区。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应当在施工前告知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文物的，应当配合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抢救性保护。
第三十四条 在房屋拆迁、旧城改造、工程建设和生产等过程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壁画以及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文物的，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设、施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立即停止施工并保护现场。所在地的区、县级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派员赶到现场，并于七日内提出处理意见。
在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现场。经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确认需要保留的不可移动文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或者改变文物原状。
第三十五条 经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出重要文物的区域，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会同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划定临时禁止建设区。
在依法批准的工程建设中有重大考古发现、需要实施原址保护的，市或者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收回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另行置换土地或者退还土地出让金。实施原址保护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市或者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合理补偿。具体补偿范围和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六条 因特殊情况无法实施原址保护，经批准同意迁移或者拆除的不可移动文物，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做好详细记录、测绘、登记、拍照、摄像等工作，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资料交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整理存档；区、县级市文物保护单位及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资料交区、县级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整理存档。
拆除的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中有价值的实物材料，属于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交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文物收藏单位保存；属于区、县级市文物保护单位或者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交区、县级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文物收藏单位保存。
经批准迁移的不可移动文物，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政府批准的整体迁移或者拆卸迁移的要求原状修复。
修复、迁移以及拆除不可移动文物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负责。
第三十七条 市、区、县级市文物执法机构应当建立文物行政执法责任制，并利用文物保护单位视频监控网络、卫星遥感监测系统等措施加强对不可移动文物的监测，及时发现和制止破坏文物的违法行为。
第三十八条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通过政府信息共享系统向规划、建设、国土房管、公安、工商等行政管理部门提供不可移动文物的名单及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等相关信息，向规划、建设、水务、交通 、国土房管等行政管理部门提供文物考古调查、勘探的有关信息。
市科技信息化、公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向文物执法机构提供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信息。
国土房管行政管理部门在办理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产权登记时，应当在房地产登记簿上注明该不动产属于文物。国土房管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通过政府信息共享系统，将办理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产权转让、抵押或者改变其使用功能的信息提供给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并定期向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卫星遥感系统监测到的不可移动文物及其周边环境变化的资料。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通过政府信息共享系统，将办理利用不可移动文物作为经营场地的工商注册登记信息提供给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十九条 公安行政管理部门在接到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发出的协助保护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的通知后，应当立即前往现场予以协助。
第四十条 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文物收藏单位对收藏的文物，应当依法区分等级，实行科学分类，妥善保管，设置藏品档案，并报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文物收藏单位应当建立总帐、分类帐管理制度，对藏品以及帐目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并将藏品管理制度和检查结果及时报同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不得将馆藏文物和新征集未入库文物借给任何个人。
第四十一条 非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或者其他单位举办展览需借用国有馆藏二级以下文物的，借出的单位应当报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和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文物执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投诉和举报。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统一的受理投诉、举报的电话、信箱、电子邮箱，接到投诉、举报后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在收到投诉、举报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处理情况书面答复投诉举报人。
第四十三条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文物执法机构或者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一）违反本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未定期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巡查的；
（二）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规定，未按照规定用途使用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或者未在规定期限内将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布的；
（三）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未在规定期限内划出并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的；
（四）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未在规定期限内划出临时保护范围或者临时建设控制地带的；
（五）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在编制城乡规划时，涉及不可移动文物或者地下埋藏区未征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或者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未在规定期限内答复的；
（六）违反本规定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未组织编制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的；
（七）违反本规定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未将已批准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以及地下文物埋藏区的保护控制要求纳入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八）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出让或者划拨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九）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不前往现场予以协助的；
（十）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造成文物灭失、损毁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违反本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违反本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由公安、环保等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文物执法机构责令改正，恢复原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本规定第二十条第（四）项规定，未经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装饰、装修，造成文物损坏的；
（二）违反本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在房屋拆迁、旧城改造、工程建设和生产等过程中发现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壁画以及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文物，不立即停止施工并保护现场，造成文物损坏的；
（三）违反本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作出处理意见前破坏现场或者对经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确认需要保留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损毁或者改变文物原状的；
（四）违反本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对经批准迁移的不可移动文物，未按原状修复的。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未经文物考古调查、勘探擅自开工建设的，由文物执法机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办理文物考古调查、勘探手续，逾期不办理手续，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本规定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1994年11月24日起施行的《广州市文物保护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