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罪若干问题研析
钊作俊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52）
摘 要:间谍罪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一种重罪，刑法学界的研究状况甚为薄弱。本文即立足于刑法规定，并紧密结合司法实践，对间谍罪的本质属性、客观表现、罪过形式、罪数形态、犯罪形态及其死刑适用等几个重大疑难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间谍罪 疑难问题 研究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Studies on Some Issues about the Crime of Espionage
Abstract:Being a very serious crime of offences against state security in the penal code,the crime of espionage is being studied very flimsily.On the basis of the penal code and judicial administration,this thesis studies the underlying knotty problems deeply:the natural essence,the objective form of guilty act,the guilty intention,the form of numbers of crimes,the form of crimes,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on the crime of espionage.
Key words: the crime of espionage; knotty problems;studies
间谍罪是指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或者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行为。由于刑法学界对间谍罪的研究状况相对较为薄弱，本文即对其中的几个重大疑难的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一、间谍罪的本质属性
间谍罪侵犯的同类客体是国家安全，刑法学界对此并无异议，但其直接客体即其本质属性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1](P604)有学者认为是国家的安全和利益。[2]（P313）对此，我们认为，国家安全、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侵犯的同类客体，不宜作为某种具体的犯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特别是在有其他内容可以作为其直接客体的时候，将同类客体的内容直接表述为直接客体的内容更不甚妥当。在我们看来，犯罪的直接客体是指某一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或者威胁的具体的社会关系。[3](P116)因此，要准确认定某种犯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必须正确认识该种犯罪的行为方式，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才会有什么样的直接客体，也只有对某种犯罪的行为方式有了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才可以正确界定其直接客体。
根据刑法的规定，间谍罪的行为表现形式有三种，一是参加间谍组织，二是接受间谍组织用其代理人的任务，三是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就第一、二种情形而言，由于间谍组织是指外国政府或者境外的敌对势力建立的旨在收集我国情报（含国家秘密），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等，危害我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组织，[4]（P605）其行为无疑侵犯的是国家秘密和情报方面的安全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安定；就第三种情况而言，为敌人指标轰击目标，通过轰击国内设施而破坏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安定，并进而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受到侵犯，是敌人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的具体表现。就此而言，间谍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秘密和情报方面的安全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安定。
二、间谍罪的客观界定
间谍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或者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所谓“间谍组织”，如前所述，是指外国政府或者境外的敌对势力建立起来的旨在收集我国情报或国家秘密，进行颠覆破坏活动，危害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组织。这里的间谍组织，既包括外国政府或者国外其他地区组织设立的间谍组织，也包括目前与祖国大陆暂时尚未统一的台湾地区的间谍组织。①所谓“参加间谍组织”，是指行为人主动要求加入间谍组织，或者间谍组织主动邀请其加入，行为人通过履行一定的手续并被间谍组织所接纳；或者虽然没有履行加入间谍组织的手续如通过间谍组织的代理人单线发展而在实际上成为间谍组织的成员。如何某参加间谍组织案：被告人何某在某自来水公司工作期间，曾因盗窃等违法活动受到公安机关的审查。为逃避法律追究，何某于1984年12月28日晚越境逃往某国，向该国间谍机构提供了我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情报。1985年7月7日，何某被该国间谍组织招募，并于1986年5月12日履行了正式加入手续。同年5月25日夜，何某受该间谍组织的派遣，秘密潜入我国境内进行间谍活动。同年7月26日凌晨，何某携带特工器材和活动经费，再次秘密潜入我国境内，企图进行间谍活动时被捕获。
所谓“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是指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指使、命令或者委托，窃取、刺探我国情报，建立间谍组织或者网络，或者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等任务。所谓“间谍组织代理人”，是指受间谍组织或者其成员的指使、命令、委托、资助，发展间谍组织成员或者授意、指使他人进行间谍活动的人。①虽然他们在组织上不隶属于某间谍组织，但接受该间谍组织的指使、委托、资助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不论是自己亲自从事间谍活动，还是授意、指使他人从事间谍活动，不论其在组织上或者实际上是否加入了间谍组织，只要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即构成本罪。如李某接受间谍组织任务案：被告人李某（某外国公民）长期侨居我国，1984年6月回其国籍国探亲期间被该国间谍机构策反，向该间谍组织提供了我国一些省市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并接受和参加了派遣任务及训练。同年12月李某回我国后，即多次用密写方法与外国某间谍组织联络，并按“一月报告一次”的密令，先后3次采取直接或者通过第三国转寄的方法向该国间谍组织密报我空军歼击机机型、空军某培训地点等军事情报。同年11月，李某又按照该国间谍组织的指令，两次密报了我国领导人会见某外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内容等情报。
所谓“为敌人指标轰击目标”，是指为敌人指明、显示其所轰炸的我方目标的方位、特征、时间、线路等。指示轰击目标的手段多种多样，如打电话、发传真、点火堆、放信号弹等，不论行为人采取何种手段，也不论所指示的目标是否有误，以及是否加入间谍组织，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如何，只要为敌人指标轰击目标，均成立本罪。所谓“敌人”，就是指与我方为敌的国家、地区、组织等，既包括战时与我方交战的敌对国家、敌对地区、敌对势力、敌对组织，也包括非交战时采用轰击方式袭击我国领土的上述国家、地区、势力或组织。
根据刑法的规定，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参加间谍组织、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三种行为之一，而不需要全部具备，即构成本罪，即使是实施了上述数种行为的全部，也只能以本罪一个罪名认定，而不定数罪，更不实行数罪并罚。
三、间谍罪的罪过形式
间谍罪在主观方面是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至于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只能是出于直接故意，还是包括间接故意，刑法学界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本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即行为人明知是间谍组织而有意参加，明知是间谍任务而有意接受，明知对方是敌人而向其指示轰击目标，追求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发生。[5]（P505）持此观点的学者进一步指出，间谍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还必须具有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的目的。[6]（P274）另一种观点认为，间谍罪在主观方面既可以由直接故意构成，也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即行为人明知其间谍行为会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7]（P552）对此，我们认为，主张本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的观点值得研究，而主张本罪既可以由直接故意又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的观点尽管结论正确，但将本罪的结果界定为“危害国家安全”显然没有把握住本罪的特殊性，同时，这种表述直接将刑法总则关于犯罪故意的概念作为认定本罪属于直接故意犯罪的根据，而刑法总则中关于犯罪故意的概念存在着不甚协调的地方，并且不能涵盖所有的故意犯罪，仅仅适用于那些以法定的危害结果为犯罪成立要件的直接故意犯罪之中，如果某种犯罪根本不会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或者法律没有将一定的危害结果作为其犯罪成立要件，那么，这种希望或者放任就不能说是对结果的放任，而仅仅是对行为的希望或者放任。而在我国刑法中又大量地存在着非结果犯，如举动犯、行为犯，而这些形态的犯罪并不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对物质性危害结果的希望或者放任。对结果犯而言，我们可以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态度上判断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但对于那些非结果犯如行为犯、举动犯而言，则不能也无法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态度上判断出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只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在实施一个作为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事实行为，并且积极实施即可，并不要求也不可能要求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态度。也就是说，在行为犯中，行为人对其行为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的实际态度不属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不是犯罪故意的内容。
在我们看来，要正确界定间谍罪的罪过形式，必须准确认识、理解和把握本罪的行为方式。根据刑法的规定，本罪有三种行为方式：一是参加间谍组织，二是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三是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就第一种行为方式而言，行为人只要明知是间谍组织而参加的，即成立故意，这种故意的内容显然是期待着这样的一种结果：成为间谍组织的一员。既然有如此期待，当然无以存在间接故意的可能；就第二种行为方式而言，行为人明知是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而予以接受的，即成立故意，这种故意的内容显然仅仅是将任务接受下来，只要予以接受即构成本罪的故意，并不以行为人在实际上执行了具体的任务为必要。接受任务与执行任务并不是一回事，接受任务是本行为方式的直接结果，而执行任务则是接受任务以后造成的间接结果，执行某一任务当然意味着期待和追求，而接受某一任务则并不排除被动接受的“间接故意”的可能性；就第三种行为方式而言，只要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即足以成立故意，在此，“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直接结果是“目标被敌人发现”，而不是“目标被敌人炸中”，不能将后者作为这种行为的结果。显然。这种故意的内容不仅仅包括着希望目标被敌人发现，也包括着对“目标被敌人发现”这种结果的漠不关心，当然不可排除间接故意存在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本罪的故意内容既包括着直接故意，又包括着间接故意：就“参加间谍组织”行为而言，只能是直接故意；就“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和“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而言，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
四、间谍罪的罪数形态
行为人在实施间谍犯罪行为的过程中，又实施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其他犯罪行为的，如何处理，刑法学界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就有可能实施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如进行暗杀、破坏等活动，如果这些活动是在间谍组织的指令范围内，则以间谍罪一罪论处即可；如果超出了间谍组织的指令范围，不属间谍犯罪行为，则除了构成间谍罪以外，还应当根据具体行为构成的其他犯罪，实行数罪并罚；[8](P55)第二种观点认为，这种情况属于一种犯罪行为既触犯间谍罪又触犯其他罪，他们之间是法条竞合关系，应当按照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处理；[9]（P600）第三种观点认为，这种情况构成数罪，应当实行并罚；[10]（P72）第四种观点认为，这种情况成立牵连犯，应当按照处理牵连犯的原则，从一重处断。[11]（P343）我们认为，在这几情况下，一概以一罪或者数罪论、或者均以牵连犯论处的观点值得研究。就间谍罪的三种行为方式而言，不管是哪种情形，只要是间谍行为与其他犯罪行为之间具有包容关系、竞合关系、吸收关系或者牵连关系的，都应当分别按照刑法上处理法条竞合、想象竞合、吸收犯或者牵连犯的原则从一重处断，如以泄露国家秘密的方式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成立泄露国家秘密罪和间谍罪的牵连关系；在间谍行为实施过程中，刺探我方情报、破坏我方财产等，则属于间谍罪的当然内容，从而仅仅成立间谍罪；实施间谍行为又触犯背叛国家罪的，则成立想象竞合犯，以一重罪论处；间谍行为完成以后的泄露国家秘密等，自然属于间谍的当然内容，也仅仅成立本罪。如果另行实施的其他犯罪行为与间谍行为之间不存在上述包容关系、竞合关系、吸收关系或者牵连关系，如实施间谍行为以前杀害仇人、贪污公款的，间谍行为实施过程中强奸妇女、抢劫公私财物的，间谍行为实施以后贩卖毒品、拐卖妇女儿童的，等等，恐怕不能以一罪论处，只能实行数罪并罚。
五、间谍罪的犯罪形态
根据刑法的规定，间谍罪是行为犯，并不以实际上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作为犯罪成立的要件，只要实施了间谍行为，即构成本罪。至于如何判定本罪的既遂，本罪有无未完成形态，以及如何认定之，刑法界多数学者认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法定的三种行为之一，就构成犯罪既遂。至于行为人参与间谍组织后是否实施了进一步的间谍活动；接受外国间谍组织或者其代理人派遣的任务后是否完成了任务；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行为是否导致目标被炸毁，都不影响犯罪既遂的成立。[12](P350)以此而论，不管行为人是否完成间谍行为，都成立既遂，既遂以后当然没有未遂或中止存在的余地。另有学者主张，间谍罪是否存在未完成形态，应当根据其法定的行为特征加以分析。就“参加间谍组织”而言，行为人为参加间谍组织而实施的制造便利条件的行为，是预备行为，实施了预备行为，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实施参加间谍组织行为的，构成间谍罪的犯罪预备；参加间谍组织又往往表现为通过一定的程序、履行一定的手续，参加行为的着手往往表现为间谍组织开始接纳的程序或者开始接纳的手续，从开始接纳到接纳完成，中间一般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所以，这种情况下存在间谍罪的未遂形态，即行为人已开始履行某种参加的手续，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最终未能加入间谍组织。并且，由于这种行为方式从行为着手到行为成立，可以存在着一定的时间，所以，在其预备阶段和实行阶段，均可以成立中止形态；就“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而言，行为人已经实施了为接受间谍任务而做的预备行为，但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以致其未能接受任务，应成立犯罪预备；接受表现为一定方式的同意、应允，接受行为一经着手便意味着成立，很难区分出已着手接受行为而行为尚未成立的情况。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向行为人介绍了任务情况，行为人若表示同意去执行，接受行为即成立，若行为人表示不同意去执行，便没有接受行为。所以，这种行为方式下，间谍罪实际上不存在未遂形态。由于行为一经着手即告既遂，因此，在实行阶段不会发生间谍罪的犯罪中止，其中止形态只发生于预备阶段；就“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而言，犯罪预备的表现是为指示轰击目标而制造条件如堆积柴草、安装电台等；指示轰击目标的行为从着手到其完成，往往存在着一定的过程，而该行为的成立应当以其完成为标志，所以，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行为，就可能存在着行为人已经着手，但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行为未成立，从而犯罪未得逞的情况，即未遂形态；并且，由于此种行为方式在行为着手以后，可以存在一定的时间才达到行为成立，所以其中止形态可以发生于预备阶段以及实行阶段。[13](P332-336)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很有见地。如前所述，本罪是行为犯，其既遂形态以法定危害行为的完成而不以法定危害行为的实施为标志，只有实施了上述法定的三种行为方式之一并且实施完毕，才可以犯罪既遂论处。因此，那种认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法定的三种行为之一，就构成犯罪既遂”的观点背离了行为犯的基本理论。
六、间谍罪的死刑适用
根据刑法第110条和113条的规定，犯间谍罪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并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另据刑法总则第56条的规定，对犯间谍罪的，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可见，对于此罪，适用死刑的条件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那么，如何理解间谍罪死刑适用的这一条件呢？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讲，这一条件是指间谍行为对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的危害达到了最为严重、无以复加的程度并且情节特别恶劣。当然，对间谍罪死刑适用条件的认定主要是从间谍行为实施的手段、程度、方式以及它所引起的社会政治和国际影响等后果来说的，对其进行综合判断后认为，其行为已经达到了刑法总则所规定的适用死刑的实质性要件“罪行极其严重”时，即可认为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从而也才能动用死刑这一极刑。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认定：
其一，在党政机关中具有重要领导职务的人员犯间谍罪，对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严重危害的，如实施间谍行为造成国家机密大量流失、引起该地区局部动荡或者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的等；
其二，在某一区域具有相当影响的民族主义或者地方极端分子犯间谍罪，致使该地区的民族情绪激愤或者地方分裂势力抬头，并造成其他一些严重后果的；
其三，间谍行为虽然没有对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直接的危害后果，但在行为实施过程中，由其间谍行为直接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危害后果的，如造成政治、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等；
其四，在实施间谍行为过程中，又有其他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并造成严重危害结果的，如犯罪手段特别残酷，采取暗杀、爆炸等手段造成人员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受到重大损失的等；
其五，间谍行为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政治影响甚至国际影响的，或者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受到严重损害，或者造成外交事件等；
其六，策动、胁迫、勾引、收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武装部队人员、人民警察、民兵实施间谍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如造成上述大量人员参与间谍组织，或者使上述单位的工作秩序受到严重影响，或者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等；
其七，多次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或者多次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使国内重要设施遭受严重损害的；
其八，因犯间谍罪被判处刑罚，又进行间谍犯罪活动，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
其九，其他对于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间谍行为，如共同实施间谍犯罪，人数众多、组织庞大、活动猖獗，等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死刑适用中，即使是间谍行为“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依法应当适用死刑，但也要注意和刑法总则规定的死刑适用规格“罪行极其严重”相协调，只有对那些不论是从分则规定的条件上看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还是从总则上看，其行为又符合了“罪行极其严重”者才能以死刑惩治。即使如此，对于那些应当判处死刑的间谍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仍可适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①
(作者简介：钊作俊（1966— ），男，河南省周口市人，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的死刑问题等。
① 至于是否间谍组织，根据《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第4条第2款的规定，其确认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
① 根据《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第4条规定的规定，间谍组织代理人，是指受间谍组织或者其成员的指使、委托、资助，进行或者授意、指使他人进行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活动的人。
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4条的规定，对于间谍罪犯，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给与奖励。”据此，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间谍罪犯，如果其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就不应当适用死刑，至少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而应当在死刑缓期执行和无期徒刑以下量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中国政府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日 生效日期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希望便利中国人民和联合王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意欲缔结一项协定，以便发展两国航空运输方面的相互关系，建立和经营两国领土间及其以远地区的定期航班，根据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友好合作的原则，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除非文中另有需要，本协定中：
（一）“航空当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指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方面指贸易大臣，或指缔约任何一方授权执行与本协定有关的特定职能的任何个人或机构；
（二）“指定空运企业”，指根据本协定第三条经指定和获准的空运企业；
（三）“运价规章”，指为运输旅客、行李和货物所支付的价格以及采用这些价格的条件，包括代理和提供其他附属服务的价格和条件，但不包括运输邮件的报酬或条件；
（四）“航班”，指以飞机从事旅客、行李、货物或邮件的公共运输的任何定期航班；
（五）“国际航班”，指经过一个以上国家领土上空的航班；
（六）“空运企业”，指提供或经营国际航班的任何航空运输企业；
（七）“非运输业务性经停”，指目的不在于装上或卸下旅客、行李、货物或邮件的降停。
第二条
一、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另一方在本协定附件所规定的航线上建立和经营定期航班的权利，此类航线和航班以下分别称为“规定航线”和“协议航班”。
二、在不违反本协定规定的情况下，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时，应享有下列权利：
（一）经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同意其季节飞行时刻表有关部分后，即可沿该当局规定的航路，不降停飞越缔约另一方领土；
（二）经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同意，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规定航线上的地点作非运输业务性经停；
（三）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规定航线上的地点经停，以便上下国际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
第三条
一、缔约一方有权通过外交途径向缔约另一方指定一家在本协定附件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的空运企业。
二、缔约各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应属于该缔约方或其国民。
三、在不违反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况下，缔约另一方在收到上述指定后，应毫不延误地给予该空运企业以合适的经营许可。
四、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可要求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向它证明，该空运企业有资格履行根据法律和规章所制定的条件，这些法律和规章是上述当局在经营航班方面所通常和合理地予以实施的。
五、空运企业按照上述条件一经指定和批准，即可开始经营协议航班。
第四条
一、在下列任一情况下，缔约一方有权取消业已给予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经营许可，或暂停该指定空运企业行使本协定第二条规定的权利，或对行使这些权利规定它认为必要的条件：
（一）如它对该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是否属于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方或其国民的情况有疑义；或
（二）如该空运企业不遵守给予其权利的缔约方的法律和规章；或
（三）如该空运企业在其他方面没有按照本协定规定的条件经营。
二、除非本条第一款所述的取消、暂停或规定条件必须立即执行，以防止进一步违反法律和规章，这种权利只能在与缔约另一方协商后方可行使。
第五条 缔约一方关于从事国际航班飞行的飞机进出其领土和在其领土内停留、航行的法律和规章，以及关于旅客、空勤组、行李、货物和邮件进出其领土和在其领土内停留的法律和规章，均适用于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一方领土内的飞机、空勤组和该机所载运的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在缔约另一方提出要求时，缔约一方应立即向其提供上述法律和规章的文本。
第六条
一、缔约任何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协议航班的飞机，以及留置在飞机上的正常设备、零备件、燃料、油料（包括液压油）、润滑油和机上供应品（包括食品、饮料和烟草），在进出缔约另一方领土时，应豁免一切关税、检验费和其他类似费用。
二、除为提供的服务应付的费用外，下列物资也应豁免关税、检验费和其他类似费用：
（一）在缔约任何一方领土内装上飞机、并在其主管当局规定限度以内的、供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行协议航班的飞机使用的机上供应品（包括食品、饮料和烟草）；
（二）运入缔约任何一方领土、供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行协议航班的飞机使用的机上供应品（包括食品、饮料和烟草）、燃料、油料（包括液压油）、润滑油和零备件；然而，这些物品应交缔约一方海关当局监管，并应缴纳公平合理的保管费用；
（三）在缔约一方领土内为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行协议航班的飞机加注的燃料、油料（包括液压油）和润滑油，即使这些燃料、油料（包括液压油）和润滑油系供在缔约一方领土内的航段上使用。
第七条 留置在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行协议航班的飞机上的本协定第六条所指的机上正常设备、物资和供应品，经缔约另一方海关当局同意后，方可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卸下。遇此情况，上述物品应交缔约另一方海关当局监管，并应缴纳公平合理的保管费用，直至重新运出，或根据该海关当局规定另作处理。
第八条
一、对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行协议航班的飞机所载的直接过境缔约另一方领土的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只需办理最少的手续。
二、直接过境的行李、货物和邮件中需纳税的物品，应豁免关税和其他类似税捐或费用。
第九条
一、缔约一方应在其领土内为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指定供经营规定航线所使用的机场和备降机场，并提供飞行协议航班所需的通信、导航、气象和其他附属服务，具体办法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另行商定。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使用缔约另一方的机场、设备和技术服务，应按缔约另一方有关当局所规定的公平合理的费率付费。这些费率不应高于从事国际航班飞行的其他国家空运企业所付的费率。
第十条
一、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经营规定航线上的协议航班方面，应享有合理和平等的机会。
二、有关班次、机型、飞行时刻表、加班飞行、运输章程、业务代理事项和其他经营协议航班的事项，应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协商确定，并应经缔约双方各自的航空当局同意。
三、在经营协议航班方面，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应考虑到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利益，以免不适当地影响后者在相同航线或其航段上所提供的航班。
四、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提供的协议航班，应与公众对规定航线上的运输需要保持密切的关系，其主要目的应是按合理的载运比率提供足够的运力，以满足当时和合理地预计到的、由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方领土内始发或以该领土为终点的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的运输需要。对在第三国领土内规定航线上的地点上下的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应按运力须与下列各点相联系的总原则，予以载运：
（一）来自和前往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方领土的业务需要；
（二）在考虑到协议航班经过的地区国家的空运企业已建立的其他航班后，该地区的业务需要；
（三）联程航班经营的需要。
第十一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对前往或来自缔约另一方领土的运输所收取的运价，应在合理的水平上制定，并适当照顾到一切有关因素，包括经营成本、合理的利润和其他空运企业的运价。
二、本条第一款所述运价应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商定。如合适，应与在该航线或其航段上经营的其他空运企业进行协商。
三、上述商定的运价至少应在其拟议实行之日九十天前提交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批准。在特殊情况下，经上述当局协议，这一期限可予缩短。
四、本条第三款所述的批准必须明确地给予。如在根据本条第三款规定提交运价之日起三十天内，任何一方航空当局均未对运价提出异议，这些运价应认为已被批准。如根据第三款的规定，缩短了提交期限，双方航空当局可以另行商定，通知异议的期限应少于三十天。
五、如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未能根据本条第二款规定就运价达成协议，或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对根据本条第二款规定所商定的运价，向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发出异议通知，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应设法相互协商，确定运价。
六、如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未能就根据本条第三款规定向其提交的任何运价达成协议，或未能根据本条第五款规定就运价的确定达成协议，此项分歧应按照本协定第十六条规定予以解决。
七、在新运价制定以前，根据本条各项规定制定的运价应继续有效。
第十二条 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以自由结汇其在缔约一方领土内的收支余额的权利。此项结汇应以可兑换的货币，按结汇时采用的外汇比价办理。
第十三条 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应按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的要求，向其提供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协议航班上所载来自或前往缔约另一方领土的业务统计。
第十四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为了经营规定航线上的协议航班，有权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规定航线上的地点设立代表机构。代表机构的人员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或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国民，其人数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商定，并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批准。代表机构人员应受驻在国的现行法律和规章的管辖。
二、缔约各方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为本条第一款所述的代表机构的建立和工作提供便利和协助。
三、缔约一方应尽最大努力保护在其领土内的缔约另一方的空运企业的经营及其人员的安全。
四、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空勤组成员，应分别为本国国民。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如欲使用第三国国民作为飞行协议航班的空勤组成员，应通过外交途径事先取得缔约另一方同意。
第十五条 缔约双方重申对危害航空器安全的行为或威胁的严重关切，因为这些行为或威胁危及人员或财产的安全，影响航班的经营，损害公众对民用航空安全的信心。为了防止劫机和破坏航空器、机场、导航设备，并使航空安全免遭威胁，缔约双方同意相互提供任何必要的援助。当发生劫机或破坏航空器、机场或导航设备的事件或威胁时，缔约双方应相互协助，提供联系的方便，使这种事件迅速而安全地结束。如缔约一方要求为其航空器或旅客采取特殊安全保卫措施以对付某一威胁，缔约另一方对此应给予同情的考虑。
第十六条
一、缔约双方应本着密切合作和相互支持的精神，保证本协定的各项规定的正确实施和满意的遵守。为此，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应经常相互协商。
二、缔约任何一方可要求与缔约另一方进行协商，这一协商可以口头或书面进行，并应在收到要求之日起六十天内进行，除非缔约双方同意延长这一期限。
三、如对本协定的解释或实施发生分歧，如合适，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应本着友好合作和相互谅解的精神，设法直接通过协商予以解决。如上述空运企业未能求得解决，或所争执的问题不在他们的主管范围以内，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应设法协商解决。如仍不能求得解决，缔约双方应设法通过外交途径予以解决。
第十七条
一、缔约任何一方如认为需要修改或补充本协定或其附件的任何规定，可随时要求与缔约另一方进行协商，这一协商可以口头或以书面进行，并应在缔约另一方收到要求之日起六十天内进行，除非缔约双方同意延长这一期限。
二、对协定的任何修改或补充在通过外交途径换文确认后生效，但本条第三款所规定的情况除外。
三、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可协商对本协定的附件作出修改或补充，此项修改可临时实施，并应尽快通过外交途径换文予以确认。
第十八条 缔约一方可随时将终止本协定的决定通知缔约另一方。在缔约另一方接到通知之日起十二个月后本协定即告终止，除非在这一期限未满前经缔约另一方同意，缔约一方撤回这一终止通知。
第十九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下列代表，经其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已在本协定上签字为证。
本协定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在伦敦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