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论文 »

侦检一体模式的本土适用问题之探讨

检警一体化（又称侦检一体化）模式是在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适用的一种侦查格局。其核心在于使检察机关参与并主导刑事侦查的过程，通过在侦查过程中把握侦查的进度及证据的收集，以达到为最终的刑事审判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的目的。在我国，检察机关的设置与其活动的目的性与国外的检察机关是一致的，但是现行的侦控机制却有其缺憾之处，限制了检察机关职能的充分发挥。因此，改革现有的侦控模式，赋予检察机关侦查的参与权与主导权从法制发展的长久利益来看是必要的。
一、现行控罪机制的缺憾
在现行侦控模式下，公检法三机关各司侦查、指控、审判职能。也是由于各机关职能的不同，在各诉讼阶段所追求的目的也不同，因而导致了诉讼环节的脱节。公安机关立足于案件的侦破，其主要任务、精力在于寻求案件的突破口，侦破案件，抓捕犯罪嫌疑人，而往往忽略了及时收集在审判中用于指控犯罪的合法有效的证据。尤其在公安机关实行侦审合一的改变后，由于预审环节取消，直接由刑警队向检察机关报卷。而刑警队主要的职能在于侦破案件，这就造成移送的案件难以达到起诉标准。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不断的退卷补充侦查，极大的降低诉讼效率。同时，由于现行的侦查监督途径主要是通过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过程中对卷宗的审查来完成。但是，违法的侦查活动往往不会在卷宗中予以明显反映，加之审查起诉阶段已是事后监督，这一效果自然不大。所以说，现有的侦控机制在降低诉讼效率的同时也削弱了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
（1）现行的侦控机制难以保障合法证据的有效收集。
在证据的三要素中，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力的核心，它不但影响程序的合法性，也将对案件最终的实体审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不能及时有效的排除非法证据，使之出现在庭审过程中，即使该证据能够客观真实的证明犯罪事实，由于其非法的收集方法，也不会被法庭予以采信，那么，公诉方指控的败诉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检察机关由于对案件的审查只是局限在预审卷宗上，没有参与对各种证据的采集，对证据合法性的认定往往出现疏忽的情况，从而导致庭审中的被动局面。在日前审理的李俊岩等8名被告人组织、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一案的庭审过程中，7名被告人同时翻供，并当庭提出以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是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作出的，针对这一辩解，公诉人只能以要求被告人提出证据予以驳斥，而没有其他有效的证明手段。这明显影响了指控犯罪的效果。
上述情况体现了当前刑事诉讼中存在的证据收集方面的缺陷。首先，正如笔者前面所述，由于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担负的任务不同，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后移交公诉机关起诉，任务即完成，对于公诉机关是否胜诉，被告人是否被定罪，公安机关是不承担责任的。检察机关也无权命令或要求公安机关依照指控的目的再度调取相关证据。即使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但对于公安机关没有进一步收集证据，原样拿回的情况也没有有效的控制。在我院与公安机关所作的联席会议纪要中规定，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在没有取得诉讼必要的证据之前，检察机关可以不收卷。但是此规定与法无据，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次，因为检察机关不参与侦查过程，缺少对侦查活动中收集证据的有效控制，即无法保障证据的合法来源。仅仅凭着对卷宗的审查，是无法完全保证所有证据的合法性的。非法证据没有得到有效排除也将直接导致控诉的失败。第三，一些能够指控犯罪的客观真实的证据由于在侦查过程中没有予以提取，从而丧失了收集证据的最佳时机。如一起运输假币案件中，被告人辩解对所携带的假币不明知，从而不构成犯罪。但是从抓获经过可以看出，查获时其身边的几名旅客均可证实被告人知道自己带的是假币。但由于公安机关忙于抓捕犯罪嫌疑人而没有对其他旅客制作询问笔录。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承办人认为几名旅客的证言十分重要而要求提取该证据时，由于当时没有记录当事人的姓名地址，这几名重要的证人已无从查找，这就使有利的证据灭失，从而影响了诉讼。诸如上述不利的情况在现有的侦控机制中是不可避免的。
（二）现行侦控机制弱化了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
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是其重要职能。但是在现行的侦控机制中，检察机关这一职能的发挥却不尽人意。首先，以立案监督为例，这历来是检察机关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依据现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应予立案而没有立案的，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如果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充分的，检察机关可以发出《通知立案书》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但是，公安机关仍然不予立案的，就没有其他办法使之强迫立案，所以该项职能难以达到法律要求的最终目的。其次，在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中，现行的侦控机制制约了检察机关的职能发挥。如前所述，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决定着证据的收集是否合法，将最终决定案件诉讼的成功与否。单从被告人供述这一项来看，作为审问式诉讼制度的必然结果，刑讯逼供的现象是长期存在的，尽管随着司法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有所改善，但终究难以遏止。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充分的发挥监督职能，在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合法的取得证据。但由于现行诉讼结构的直线型框架，侦查与起诉是两个界限分明的诉讼阶段，检察机关几乎不介入侦查过程，这样就很难发现问题，更何谈解决。即使发现了刑讯逼供的现象，也只能提出纠正意见，但由于公安机关享有广泛的职权，在程序上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除提请批准逮捕外均可自行决定、自行执行。这体现了检察机关监督机制的薄弱性。及至审查起诉阶段，侵害事实已经形成，这种监督的滞后性及参与程度的有限性使检察机关现有的监督职能形同虚设。
（三）现行的侦控机制造成了诉讼环节的脱节。
从传统的诉讼结构来讲，现行的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线性结构”的流水作业程序。这种设置从主观上意在层层把关防止错案发生，但是由于各机关之间没有有效的机制配合，尚未形成有机的统一体，在诉讼环节上必然造成脱节，这种情况尤其体现在侦控环节上。在现行的司法体制中，公安机关具有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双重性质，也就是说，其具有治安管理和刑事侦查的双重职能，在实践中，刑事侦查往往成为治安管理这一目的的手段。当然，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作为公检法三机关的最终目的是无可非议的，但仅从诉讼角度讲，刑事侦查只能服务于案件最终的指控和审判，而不能被其他职能所牵制。否则，就会出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对应予刑事处罚的犯罪嫌疑人给予劳动教养等行政处罚的情况。这样，在审查起诉环节必然要否定侦查环节的部分工作，不但造成了诉讼的脱节，也违背了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应逐步探索形成侦控一体模式，使控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二、侦检一体模式的含义
对侦检一体的诉讼模式，国外的检警一体化为我们提供了较为成功的经验。“侦检一体”的核心在于检察机关参与并主导刑事侦查的过程，为控诉准备相应的证据材料。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参与侦查，公安机关参与控诉。依据这一原则，刑事警察在业务上应从行政警察中脱离出来，隶属于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对案件的侦查进行指挥和领导，有权决定立案的开始和终结，并在整个侦查过程中关注案件的起诉能否成功，收集足够的证据以支持控诉，从而保证最终的诉讼成功。当然，在我国的许多实际情况下，公安机关是具有专门技能和设备的刑事侦查机关，对案件的特点、可能收集到的证据及如何收集这些证据较检察机关更为熟悉，且人员更为充足，因此检察机关也可以不参与侦查而是授权公安机关进行，只是随时审查其所收集的证据材料是否能满足控诉的需要，在必要的时候介入侦查活动。
具体来说，在侦检一体模式下，检察机关应具有以下职权：
1、完全侦查权。在必要情况下，检察机关应有权要求刑事警察侦查或亲自侦查普通刑事案件。
2、立案控制权。检察机关应具有立案和撤案的控制权。
3、调阅案件材料权和监督权。检察机关应有权调阅案件材料并进行监督，对侦查的过程及证据情况予以掌握。
4、侦查指挥权和处罚权。在指挥侦查的过程中，如刑事警察在没有正当理由而不服从检察官的指挥时，有建议公安机关对其处罚的权利。
三、侦控一体模式的本土适用
从我国检察机关的设置及其所追求的目的性要求来讲，与外国的检察机关是一致的，这就为我国吸取其成功的经验，同国际接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在现有的司法体制基础上，立即要求赋予检察机关完全侦查权与指挥侦查权也是不客观的。笔者认为，这种从理念到制度的全新过度和转型需要一个长期的探索与实践。因此，在现阶段，只能在不改变整体诉讼构造的前提下，逐渐探索新的思路，采取可行的措施确保检察机关参与到刑事侦查过程中去，使我们主动了解、参与并影响证据收集的过程，以达到成功诉讼的目的。
首先，结合西方检警一体原则的经验，通过合理程序赋予检察机关侦查参与权。也就是说，虽然检察机关不具有直接侦查权和指挥权，但是可以参与到侦查活动中，了解案件的侦查情况，要求公安机关收集何种证据或者以何种方式收集证据。这一点，可以通过报捕前通知检察机关的方式来完成。公安机关在决定对案件立案侦查后，应将案件情况告之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在了解案件情况后，以书面形式将该案构成犯罪所需的要件及需收集的证据告之公安机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参与公安机关的侦查过程。这样就保障了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和全面性，以达到最终控诉成功的目的。
其次，应当强化补充侦查过程中检察机关的职能。现行机制下，补充侦查走过场的情况依然大量存在，对于检察机关在补充侦查提纲中所列的补侦内容，公安机关很少能全部完成，而检察机关拒绝收卷又与法无据，所以这种情况极大的降低了诉讼效率。在侦检一体的模式下，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同时也应该主动参与侦查过程，在实际操作中决定证据的取舍，要求公安机关收集必要的相关证据，使每一次补充侦查都能达到完善证据、成功诉讼的目的。
第三，应以制度明确侦查人员的控诉义务，特别是警察出庭作证的情形。当前的庭审中，很少有警察出庭作证的情况，即使是必要的证据，也仅仅以证人证言的方式出现。而在西方，警察出庭作证是十分普遍的情况。对于，涉及抓获经过、辩护方提出刑讯逼供的质疑等情况，警察是必须出庭作证的，以此证明证据的合法有效。同时，侦查机关作为控诉的辅助机关，必须对最终的诉讼结果负责，在检察机关提出公诉后，应当依据检察机关的要求收集新的证据，以保证诉讼成功。
第四，在侦检一体的模式基础上完善提前介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针对一些重大疑难案件或者证据易灭失的案件，检察机关经常采取“提前介入”的方法，参与侦查活动的全过程。这样，不但使检察机关尽早的接触案件，收集必要的证据，同时使侦查监督从静态监督转入动态监督，防止和纠正违法侦查活动，提高办案质量，防止了错捕错诉的发生。这种类似于检警一体的诉讼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但在事实上也确存在着一些不足。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虽然担负着监督的任务，但主要是为了适应打击犯罪的需要而强调配合，以达到快审快诉的目的。这样做就背离了“提前介入”的初衷。借鉴侦检一体的模式，应当使“提前介入”规范化和制度化，在侦查的同时就考虑控诉的问题，及时决定应当收集那些证据及怎样收集这些证据，同时有效的行使监督职能，是使取得证据的方式趋于合法、完善，最终得以诉讼成功。
在司法实践中，“公、检”联合办案取得了一些效果，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笔者认为，结合大陆法系检警一体原则的实质，对现行的检警关系进行适当的改革是可行的。诚然，检警一体化模式的实施涉及到司法制度的重大变革，是向一种新体制的全新过度，其难度可想而知，但作为一种必然的趋势，随着社会法制化的不断完善，这一模式将得以有效实施。

作 者： 王 镭

二○○五年十月
王镭 沈阳铁路运输检察院
Email: wangleirein@163.com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一些法律问题
━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时的难点探讨

焦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国际货物买卖行为已明显占据着当今国际贸易领域的重要地位。为了解决交易过程中出现的法律纠纷，世界各国往往以国内法或加入国际公约的形式来保障货物买卖的顺利进行。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是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起草的，它所确立的法律原则被广泛接受，其中对违约行为的补救措施的法律规定也是引起广泛关注的。笔者作为律师，从数个案例中体会到，在违约补救行为中，如何正确行使合同解除权是在实践中会引起许多思考的难点问题。

一、 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解除合同”这一概念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一）《公约》的英文条款中并未明确使用“解除合同”这一术语，而是使用了“宣告合同无效”（Declare the contract avoided）,它用列举的形式表明了“宣告合同无效”的几种情形及其后果。其基本内容是：①“宣告合同无效”必须以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通知才生效（第26条）；②“宣告合同无效”是买方或卖方可单方行使的权利（第49条，第64条）；③“宣告合同无效”仅限于合同一方根本违约或违约方在宽限期内仍未履行合同义务或声明将不在宽限期内履行合同义务（第49条，第64条）；4，“宣告合同无效”解除了各方合同义务。（第81条）
（二）从以上“宣告合同无效”的内容可看出，它和我国《合同法》中的“解除合同”的性质是基本相同的。我国《合同法》第94条，95条，96条规定的“解除合同”的基本内容是：①“解除合同”必须通知对方（第96条）；②“解除合同”是当事人一方可行使的权利（第94条）；③“解除合同”适用于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第94条）；④“解除合同”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第97条）
（三）《公约》中“宣告合同无效”和我国《合同法》中“解除合同”的性质和特点是基本相同的。首先，都是一种形成权，即仅凭一方当事人依法定事由作出的意思表示即可使现成的法律关系消灭的权利，其行使无须征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1 另外，只要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一方即有权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而无须征得另一方同意或与另一方协商。其次，合同解除是对违约方的一种惩罚，所以，也成为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的一种方式。2 最后，一方行使解除合同权必须以向另一方发出解除通知为前提。

二，实践中按照《公约》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一些难以操作的法律问题
（一）有关宽限期与根本违约关系的两个难点
1， 实践中，若卖方迟延交货，买方是否绝对享有决定宽限期的权利，它影响到是否以根本违约为由宣告解除合同。
《公约》第47条第一款规定，如果卖方不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履行其义务，买方可以规定一段合理的额外时间，让卖方履行其义务。《公约》第49条也规定，买方可以不给卖方规定额外的合理时间，就可以立即宣告解除合同。从这条规定的表面意思看来，似乎买方当然享有决定是否给卖方宽限期的权利。但在实践中，若买方动辄行使此项权利，就难以体现买卖合同的公平合理性。例如，如果买方所需要的是时令性很强的商品，卖方一旦违约，将使买方失去日后脱手商品的绝好时机，那么买方认为卖方的迟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而宣告解除合同则是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惩罚了违约方。但是，如果双方买卖的是普通的，价格相对稳定的商品，其实卖方的迟延交货并未构成根本违约，如果买方不给卖方宽限期，却以根本违约为由予以解除合同，这对卖方来说似乎太不公平。事实上，也有买方因为找到了出价更低的卖方而以根本违约为由而恶意解除合同的例子，而当时法官或仲裁庭不可能明察秋毫。因此，我认为，由于公约并未在给予宽限期的问题上有进一步的规定，所以很难确定该权利是否被恰当行使。
2， 另外，即使买方给予了卖方一段宽限期，但对于其时间长短，《公约》仅以“合理”为限。
那么怎样才算“合理”？在具体案例中，往往买卖双方各有说法，令人很难作出决断。
所以说，尽管《公约》有关宽限期的规定是考虑到了国际货物买卖行为的复杂性和公平
性，但在实践中，如何行使才是真正体现公约精神，较难把握尺度。

（二）《公约》第49条规定，如卖方违约，则买方可解除合同。实践中，如何判断“根本违
约” ，标准是什么？
《公约》第25条对“根本违约”下的定义是，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如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害，以至于实际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根本违约，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下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看来《公约》对根本违反合同所采取的衡量标准是，看违反合同的后果是否使对方蒙受重大损害，即违约后果的严重程度。3 尽管该条规定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吸收各国法律规定，并调和了两大法系关于同一问题的不同处理办法，4 但在实践中以下两点很难把握：
1，既然损害的严重程度为“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那么究竟怎样的违约行为才足以造成此后果？守约方如认定“根本违约”是否确实？这完全需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因为同样的违约行为在不同情况下会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害结果，这影响到是否构成根本违约。例如，卖方交货时单据不符，交货地点或商品规格不符，逾期交货这些行为，看起来较为普遍，但是单据的性质或作用，不符点的多少，逾期交货的动机是什么，这些因素在不同案件中会带给守约方程度不同的损害。如果守约方认为某些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会阐述自己的理由，法官或仲裁庭在根据其主张判定这些违约行为是否足以剥夺了守约方“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往往较难定论 。
2， “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员标准无明确规定。“同等资格”是否指在该业务领域资历经验相当的人？“通情达理”是否指在商业信誉、从业道德方面表现俱佳的当事方？在确定以上概念时，务必需要考察当事方长期的经营表现、习惯做法才能作出判断，并且每个案件所涉合同的具体意义也要予以考虑，这些因素都会带来判断上的难度，从而影响到守约方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所以我认为，在判定“根本违约”时，除了客观违约行为，更要充分考虑违约方的主观动机，这是法律维护公平诚信的交易所必须的。

（三）违约方不交货时，守约方能否在解除合同后向其索赔合同利益之外预期的利润？
根据《公约》第74条之规定，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应负的损害赔偿额，应与另一方当事人因他违反合同而遭受的包括利润在内的损失额相等。可见，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包括实际损失和利润损失两个方面。实际损失较好理解，即守约方已经支出的各项费用及合同如能履行应获得的合同利益。但是利润损失在实践中较难计算，它是否包括预期的利润？即守约方已事先计划好的获取合同标的后再将标的物转手而获取的利润。而《公约》第74条又同时规定，“这种损害赔偿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在订立合同时，依照他当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事实和情况，对违反合同预料到或理应预料到的可能损失” 。那么，预期利润究竟是否是违约方“预料到”或“理应预料到”的损失？这里就要从主、客观两方面来加以判断，主观上讲，指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就应当知道，若其违约会给对方造成的后果；客观上讲，凭借违约方公司的性质，与守约方的合作期限长短，自己对守约方贸易习惯的了解，违约方是否应当预见到其违约行为会产生的后果。举例来说，合同双方都是贸易公司，出口方完全知道，进口方进口货物的目的就是为了转手卖给下家以获取利润，出口方不可能认为进口方是双方合同项下货物的最终用户。因此，若出口商违约给进口商造成利润损失，出口商在签订合同时是完全应该预料到的，所以就应当予以赔偿。但同样的案例，笔者在实践中就看到截然相反的裁决结果，一例是进口方某省物资贸易公司与出口方澳门制衣公司的热轧卷板合同纠纷，由于澳门制衣公司没有交货，造成了进口方与第三方公司之间的合同无法履行，后来进口方以本合同与第三方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中的货物差价作为其利润损失要求赔偿，得到了仲裁庭的支持。5 但是，我在两年前代理的一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了进口方要求索赔预期合同利润的诉讼请求，尽管两起案件中进口方与第三家公司间的合同都是确实存在的。所以，我认为，在实践中，索赔预期利润究竟能否得到支持，是完全支持还是予以部分考虑，这很难确定一个明显的尺度，在发生纠纷提起仲裁或诉讼时，无法预计。
另外，如果决定予以考虑的话，这部分预期利润该如何计算，方法也有不同。第一种方法是以差价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以上案例中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该方法既可以适用于卖方违约情况，也可以适用于买方违约的情况。前者是买方在解除合同后的一个合理时间内以合理方式购买替代货物，后者是在解除合同后的一个合理时间内以合理方式将货物转卖。同样，“差价”也就包括了买方购买替代物或者卖方转卖货物的交易价格与原合同价格之间的差额。第二种方法是以时价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所谓时价是指在一定地点一定时间的某种货物的市场价格。这里的时间标准有两个，即在接受货物之前解除合同，则适用解除时的时价；在接受货物之后解除合同，则适用接受货物时的时价。这里的地点标准是依据原应交货的地点。如果该地点没有时价，则指另一合理替代地点的价格，但需要适当考虑货物运费的差额。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这种方法需要大量的调查工作，故较少被采纳。我个人认为这种方法是有其合理性的。

（四）买方宣告解除合同后，另行购买替代物的条件
购买替代物是卖方不交货时，买方所特有的补救措施。这一权利已受到各国法律及国际公约的肯定。但在实际案例中，怎样行使这项权利才是符合公约精神的，一般有以下两个标准。一是在时间上，买方必须在解除合同后一段合理时间内行使，二是在方式上，买方购买替代物的价格、地点、渠道等都是适当的，如价格需与原货物相当，渠道正规，否则，就不是购买替代物，成为购买新货物了。但在按以上两个标准裁决时，也碰到问题。如买方在卖方无力履约，时间紧急时为了按照《公约》第75条之规定减少损失已经购买了替代物，之后才宣告解除合同，而卖方认为买方应当先要有一个宣告解除合同的过程才有权购买替代物。对于卖方的抗辩，仲裁庭或法官也不能予以完全支持，而要看买方是否已举出足够证据证明自己购买替代物的合理性与紧迫性，实践中，在这一点的判断上也很为棘手。

三，小结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尽管《公约》已经对行使合同解除权作了详尽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遇到具体案例时，还是存在以上一些令法官、仲裁员较难操作的情形，笔者作为律师，深有感触。从这些难点的研究分析中，我们可以逐步了解国际货物买卖中的各类实际问题，从而预防各类纠纷的发生。
作者单位：上海市外滩律师事务所律师
1 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
2 王昌硕：《合同法原理与合同纠纷处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3 沈达明、冯大同编著《国际贸易法》新论 法律出版社 第94页
4 曹诗权、朱广新《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探讨》，载1998年《中国法学》第四期
5 朱建林主编《国际贸易纠纷典型案例评析与索赔指南》2000年4月第一版 第20页